作为民间文学的基本形式和类型之一，民间传说是亿万民众（主要是农民群体）口传心授。世代传承的文艺形式和知识宝库，在民众生活中具有不可替代的教育和娱乐作用，有强大的生命力和影响力。传说之所以能流传于世更因为它的传奇性。民间传说的传奇性表现在奇特的想象和巧合、离奇的情节上，它们每每打破故事结构的平衡状态，推动故事向前发展。如《牛郎织女》，牛郎这个可怜的小牧童，在被迫分家时意外得到了一头神奇的老牛，在老牛的指点下娶到了天上最心灵手巧的织女。两人本已在人间男耕女织、生儿育女、过着幸福的生活，不想王母却横加破坏，甚至在牛郎织女之间，以一根金钗划出了天河，这是多神奇的想象啊！牛郎再次得到了神牛相助，追到天上，但王母以各种难题刁难，这时织女一次次以智慧和神力协助牛郎。王母终于允许它们七日一见，可情节又陡转直下，喜鹊传错了话，两人一年只见得一次面。最后，喜鹊被罚搭桥，牛郎织女七夕相会。民间传说最主要的特点是，以现实世界中存在的事物和人物为主要蓝本或凭依和根据，经过群体的口口相传，在传递中被添枝加叶，逐渐附会和融合上一些与本事相关联的时间、人物、故事、情节和细节。构成传说的基础和核心部分的现实中的事物和人物，在日本学者柳田国男笔下，叫做“核心”或“纪念物”。因传说的讲述是散文叙事模式，每一个讲述者以自己独特的情节结构和语言表达方式讲述，故同一个母题的传说，出自不同的讲述者之口，就颇显不同，即使同一个讲述者在不同时间、不同场合里的讲述，也可能出现差异甚至颇不相同。牛郎织女传说在魏晋南北朝时期逐渐发展，有关牛郎织女的神话广为流传，且在流传过程中其内容不断丰富、完善，也产生一些异说。“天河之东有织女，天帝之子也。年年机杼劳役，织成云锦天衣。帝怜其独处，许嫁河西牵牛郎，嫁后遂废织纫。天帝怒，责令归河东，但使一年一度相会。（《月令广义••七月令》引《道书》）到了魏晋之际，牵牛与织女故事有了更加完整详实的故事内容及时代背景，并指出牛郎、织女结合与愤慨之缘由，同时，亦指出二人被迫愤慨后，被准许一年相会一次。其后神话故事中融入了仙话的色彩，并有当时较著名的方术之士参与其中。“昔有一人寻河源，见妇人浣纱，以问之。曰：‘此天河也’。乃与一石，而归问严君平，云‘此织女支机石也。”（《太平御览》卷八引《集林》）注：严君平，汉时蜀人，以卜筮闻名。牛郎织女这一神话故事正逐渐向民警传说转化，天河与人间相连，人可以和神交流，且与当时人间出现的天相正相吻合。天帝、牛郎、织女等神均已具有人性化的性格和特征。到了隋唐时代，文人骚客把牛郎织女作为歌咏爱情坚贞的对象写入诗歌中，亦或在牛郎织女这一传说中融入自己的真情实感，借以寄托己之情怀。唐代以后，故事大致框架已定；至宋、元、明清，故事日趋完善，定型，虽有各地区之差异，但大致情节相同。故事在流传过程中，有所丰富，亦有所改变。最初拆散二人的天帝在流传过程中亦变为西王母，这是汉代的说法。到了唐代以后，西王母的使者青鸟又成为诗人笔下爱情的使者。如：“杨花雪落覆自革，青鸟飞去衔红巾”（杜甫《丽人行》）；“蓬山此去无多路，青鸟殷勤为探看”。（李商隐《无题》）可见在不同的时代背景下，拆散二人的主角亦有所改变，老牛，喜鹊也融入故事中，成为在故事中起重要作用的角色。民间传说是由劳动人民共同创造的，这使群体性成为它的一大艺术特色。无论是最初的构思，还是在后世的流传中，这个特色都紧紧与传说相随，并越来越明显。劳动人民创作传说，修改传说，也是传说的最基本听众，所以传说在构思中不可避免地体现出人民群众的感情、理想和愿望。进入农业社会的人们，从现实生活中积蓄起对男耕女织、自给自足，以及夫妻恩爱、美满幸福的理想生活的渴望和追求。于是牛郎有牛勤于耕，织女会织巧在心，一人一仙生儿育女，幸福地拥有了一段惬意的生活。但人们美好的愿望总被无情地打击，现实生活中的劳动人民，不断受着暴政的压迫，受着封建伦理道德的束缚。当自己的思想无法实现时，人们就在船上中强烈地反抗。牛郎织女不畏王母的专横与刁难，争得了鹊桥相会的机会；孟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