风险社会理论：中国式的接驳与续写风险社会理论：中国式的接驳与续写——以新闻传播学为例2003年SARS在某种意义上改变了中国人思考现实的方式，这其中也包括人们对自身生存环境的再次体认，对社会风险的不意识到再意识，风险社会理论也从此进入了国人的视野，并不断引发各领域的研究热情。本文旨在梳理贝克和风险社会理论作为社会学理论之一种的引入、中国式发展及与各学科的结合状况，尤其是新闻传播学领域的风险社会应对现状、未来趋向等。一、理论辐射与跨学科研究法律、法学界的理论接榫。在社会科学领域的译介、阐发基础上，在这一领域出现了如《安全刑法：风险社会的刑法危险》《当代安全观的嬗变：传统安全与非传统安全比较及其相关思考》(1)等内省式文章。一方面在于分析风险社会中法律、制度层面遇到的问题，另一方面则看中从法哲学、法理、法律制定和执行状况的调整，对风险社会现状做出回应和改善。社会问题、政治学研究的顺接。以风险社会观点加以观照，很多问题都呈现出不同以往的面貌，如公民教育、民主协商等。由贝克“风险社会”着眼，一些学者意识到中国实际问题对接风险社会理论的悖论所在，如颇受非议的专家体制，其“兴起是中国转型社会内在发展的要求，对官僚行政的理性化与合法化是有促进作用的……仍然是在政治精英主导的政治过程中展开的。”(2)从中国的现实思考这一问题，或更具研究价值和参考性。还有一些问题的研究未必已够深入，但绝对是有“中国特色”的问题。比如从风险社会再思考农民工、失地农民问题，民族认同、民族文化留存等问题。公共治理领域的领受与发挥。克鲁克认为，虽然秩序是理想化的，但秩序“是解决风险的根本”，哪怕是实现“过程意义上的秩序化。”(3)《风险社会与秩序重建》《社会变迁：风险与社会控制》《全球化境域中的风险社会》《风险社会中的复合治理与和谐社会》(4)等研究也都涉及相关论题，对应政府为中心的治理，是公共治理、复合乃至结果全球化治理，是治理主体多元化机制外显。即便仍以政府治理为研究重心，也多放弃了一元思维，很大程度上开阔了相关研究的视野和治理权威心态。(5)这一趋势与国外风险治理研究发展保持着某种同步性，比如阿佩尔和斯崔德姆以“集体责任”（或公共责任）的观点作为对贝克（以‘有组织不负责任’对社会现实批判之）风险责任论述的补充，途径是“通过沟通和对话理论对责任给出了新的定义，这完全改变了以往对责任的讨论，并给社会科学家提供了一个用全新的方式设想和研究责任的机会。”(6)---本文于网络，仅供参考，勿照抄，如有侵权请联系删除---民族认同、区域文化研究的延续。近年来一些民族关系、民族认同、少数民族文化状况、区域性文化等主题的论文，也转投风险社会视角，或把它作为阐述自己观点的一个背景。比如《以中国图瓦人看风险社会中的当代边缘族群》(7)，作者提出图瓦族作为被迫卷入现代性风险的边缘族群，在传统风险与现代性风险的夹击之下，虽然内部“精英层”有向上流动进入统治集团或争取话语权的行动与要求，但整体而言却仍在完全处于下风的、难以改变的“失语境地。”也有人从“类哲学”或“类学”的角度，结合风险社会理论进行分析，认为从“类哲学”的“视角看风险社会，它不是以为人提供一个关于人的问题的终极解答为己任，而是要寻找一种为解决人与自然、人与人关系问题的新的思维方式。”(8)哲学、思想界的拓题与反思。除了理论输入、评介的参与者如薛晓源（推荐、引入风险理论相关研究重地《马克思主义与现实》的主编）、翻译贝克等人重要论文并系统介绍风险社会理论的周战超、系统评介贝克理论的章国锋等，还有从哲学、政治学、社会治理角度切入风险社会理论研究的杨雪冬、刘岩等人，台湾地区起步相关研究较早的则有周桂田、顾中华、孙治本等，以哲学思考风险社会理论的还有庄友刚的系列文章，也有不少人考察了马克思主义与风险社会的源流关系等。与中国特有问题的结合。风险社会与我国和谐社会建设汇流的可能性探讨，这样的文章近两年渐热，来自政治学、社会学、哲学领域的都有。此类研究取得实质性进展的前提是打破“风险+和谐”，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