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提要竞争性选拔制度是在克服传统干部选任制度的弊端,丰富干部人事制度改革路径的前提下建立的。因此,在技术层面探讨的基础上,对制度本身的理论定位和理性反思显得尤为重要。在制度属性上,竞争性选拔制度是糅合推荐制、选举制、考试制的一种“制度集合体”,其逻辑起点是“选拔”,而社会身份和晋升性流动则是“选拔”的两个基本支点。目前的竞争性选拔制度,其效用的大小关键在于制度本身所蕴含的民主化与科学化的成分及可操作程度。关键词竞争性选拔制度属性逻辑起点制度效用竞争性选拔干部,由《党政领导干部选拔任用工作条例》(以下简称《工作条例》)的制订而确认,并由《公开选拔党政领导干部工作暂行规定》(以下简称《暂行规定》)的颁行而强化。作为一种制度安排,其打破了长期以来干部任用理念和任用方式的单一化、封闭性倾向,以“民主、公开、竞争、择优”的制度导向,着力塑造高素质的干部队伍,从而成为当前干部人事制度改革的重要突破口和魅力频现的聚焦点。有鉴于此,除了对流程的规范化、技术的合理性、方法的适用性等操作层面的要素进行研究以外,实际上更有必要探究制度本身的定位,在理性反思和深度解析的基础上,充分发挥竞争性选拔制度的实际效用。一现代文官制度将官员的产生方式分为委任、选任、考任和聘任四种基本类型。严格地说,竞争性选拔制度难以简单地归属于其中任一类型。到目前为止,以“竞争性选拔”的名义出现并且能够纳入竞争性选拔制度名下的改革层出不穷:重庆市公用局开风气之先,1980年公开招聘国有企业领导干部;浙江省宁波市1985年竞争性选拔局级领导干部;吉林省从1988年开始先后八次采用“一推双考”的方式选拔副厅级领导干部;20世纪90年代末期,四川省通过“混合投票”、“量化淘汰”、“代表直接投票”、“公推直选”甚至“直接选举”等方式选拔乡镇干部;湖北省2002年采用“两推一选”的方式选拔乡镇党委书记;江苏省2003~2004年通过“公推竞选”、“公推差选”、“差额直选”等方式选拔乡---本文于网络，仅供参考，勿照抄，如有侵权请联系删除---镇干部,并通过“自荐公推竞选”、“公推票决”和“公推公选”等方式选拔县区直至省管干部等。多年的尝试,深化了干部人事制度改革的实践,丰富了竞争性选拔的制度形式,但也显现出这一制度内涵的不确定性。因此,在梳理名目繁多的实践形态的基础上,合理界定竞争性选拔的制度属性,已成为进一步推进公选工作111的理性要求。目前推行的竞争性选拔干部制度,尽管涉及众多制度因子,但总体而言,推荐、选举和考试是其中的核心要素,三者构成了竞争性选拔的制度框架。推荐制,作为遴选官员的制度形式由来已久,其前身是我国古代的“举荐制”。中国历史上的“举荐制”发端于商代的“乡举里选”,定制于西周,如春秋时期就有诸侯“贡士于天子”的规定,这是基层官员向朝廷举荐“贤能之士”,以供最高统治机构选用的制度安排。汉承前制,在沿用“举荐制”的基础上,逐步将其发展为“察举制”,即由公卿、列侯和刺史等官员考察和推举人才,经皇帝考核后授予行政官职。隋唐以降,科举盛行,但“察举”仍然是官员选拔和晋升的一种手段。直至1949年新中国成立以后,基层推荐、组织考察仍是干部选拔的重要制度安排。可以认为,尽管不同历史时期在举荐主体、举荐标准和举荐形式等方面有所差异,但通过“推荐”来衡量被荐者的个人素质,考量其受认可的程度,应该是推荐制度设计的前提和出发点。在目前的竞争性干部选拔中,推荐同样是遴选官员的重要环节,不过,应该强调的是:其一,这里的“推荐”主要指“他荐”而非“自荐”,因为“自荐”虽然可以作为一种举荐形式,但其显然缺少“他荐”的代表性和合理性;其二,这里的推荐主要指“公推”而非“私推”,即排除过去由个别领导推荐的神秘化色彩,通过公开推荐以突显举荐行为的公信力,而这恰恰承续并体现了推荐制的基本理念。选举制是采用推选和举荐方式产生官员的一种制度形式。严格意义上说,早期的选举制源于原始部落社会,但是,这种“主权在民”的制度萌芽却因为王权的加强而未能生根开花。在以后的制度变迁中,选举制逐渐为世袭制、察举制、九品中正制和科举制所替代,直至晚清立宪,选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