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制度创新的源泉这是跟一位朋友讨论时的话，不过我做了些补充。这位朋友提出了这样的问题：其实正如你所说，市场才是中国趋向自由民主的必经之途径。中国传统上并没有真正的商业，盐、铁等还由政府专门把持，与此相对应的是没有民法，只有一些刑法，大多数民间纠纷由地方官员或村规乡俗处理，所以有人说与其说中国的计划经济是学苏联的，不如说中国本身就有官办企业的土壤。这种影响是深远的，我想不是那样容易就会过渡，再说，没有文化、道德等非正式制度的支持，依靠政府模拟出的市场经济究竟能走多远，还很难说。但是发展市场经济的方向绝对没有错，这里就有一个矛盾了，按照自由主义的渐进的理性演进规则，人为设计的制度并不是好的制度，但以中国目前的制度变迁路径，还是在体制内人为设计制度，您如何看待这个问题？顾准曾经批评过毛关于如果不是帝国主义入侵中国，中国也能发展到资本主义的看法，我想从理想主义到经验主义的标题确实可以代表他那一代人的思想变迁轨迹（这方面朱学勤先生做过很多解释），那末中国到底在走一条什么样的道路？到依靠政府体制内改革的余地有限后，又会发生什么样的结果？自由主义者能够做什么？几年来，我最大的困惑就在于陷入自由主义的僵局，自由主义以及经验主义、个人主义的方法论确定下来后，不但没有发生什么理性的扩张，反而不知道自己的思考和实践有什么意义。一切都遵照事物本来发展规律，不去规范的考虑问题，注重实证，这种实证又意义何在？盛洪有一篇文章“人为什么选择不利于自己的制度”（中国经济学1995），用一个模型说明了他自由主义的立场，可是既然人往往选择的都是并不利于自己的制度，那启蒙又有何意义？我没有了理性的自负，也一度失去了对理论的自信。谢谢你的讨论，你的问题给我很大启发，引发我思考，得出下面的一些看法，说出来，期待你的批评。关于市场在中国的发育，我觉得有一点似乎应该强调，那就是，中国的市场是从底层突破，自下而上发育的，而不是自上而下由政府设计的。我这种说法自认为是有经验的依据的，比如中国第一个改革突破点，广为人所称道的安徽凤阳小岗村农民冒死实行承包制，李慎之先生在他最新的关于中国专制主义的文章中再三提到这一点，这是一个象征性事件，事实上，仔细想一下，中国市场还不是从最基层的、从个体户、从私营企业家开始的，真正的国有部门的改革有迄今为止又有多大进展呢？《Forbes》最近搞了一个中国大陆富豪排行榜，除去某些依附权力或直接运用权力攫取金钱的人（比如排名第一的荣氏家族，今天的荣氏已非20世纪上半叶的荣氏了），我总觉得这些民间资本家才是中国的希望所在。所以我不能同意你说的政府模拟出市场的说法，因为政府不过是被市场推着走，对已经形成的某些制度创新（其实从资本主义的历史看根本算不上创新，只是相对于计划经济、国家管制是一种创新而已），加以认可，予以制度化的保障（未必切实地保障了）而已。我要说的是：任何一个政府都不可能设计出一个市场，市场绝对是自发形成的。奥地利学派和哈耶克强调自发秩序，经常提到的主要的例子就是市场、语言和法律。任何一个政府不可能设计出一种语言，甚至任何一个学者（哪怕是一个时代的所有学者）都不可能按自己的意愿设计出所谓自己的语言，语言就是在最普通的民众之间进行沟通交流的过程中形成、创新、演化的。同样，任何一个政府不可能按自己的意志任何地设计市场，因此，全世界的市场的基本秩序都相当一致，不管是在中东，还是在美国，还是在中国。当然需要政府来对其中形成的权利关系（主要是财产权和合同关系）予以保障，但这跟政府设计市场根本就不是一码事。在一个体制内变迁，并不一定是说由这一体制设计进行变迁。相反这一体制很可能更多地是变革的阻力（当然它维持了某种稳定的和平的社会环境也是制度创新的必要条件）。因此，政府可能积极地设计不出合乎自己意愿的政府，但却可以消极地通过限制、扭曲市场自发演进的路径，来使市场合乎自己的意愿。这就是各地区市场不同的原因，为什么东亚是裙带资本主义，而美国是自由资本主义的原因，就在于不同的政治环境。当然我们也许要感谢这个政府，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