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推动民间智库发展，推动决策科学化的提案问题：在一般人看来，公共决策似乎只是政府的内部事务。但这种认识，随着时间的推移，被逐渐改变。在中国的经济社会发展中已经出现了一些民间的智库，对公共政策的影响逐渐在扩大。不管是温总理的“问计于民”，还是北京申奥、“十一五”规划制订等一系列重大事件，都融入了多方的智慧。“居庙堂之高则忧其民，处江湖之远则忧其君”。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民间智库在政府决策、公共生活中担任越来越重要的角色。同时，从社会经济发展来看，中国已经进入一个公共政策问题“高发期”，不论是在国内领域，还是在国际领域，中国都需要对大量的公共政策问题进行创新性的、有建设性的研究。还在2009年的时候，温家宝在国务院常务会议上就明确要求“要加强储备性政策的研究，提高宏观调控的前瞻性和针对性。”“储备性政策”一词首次进入普通大众视野当中，储备性政策是指针对未来可能出现的新情况和新问题，超前研究和拟定可供选择的政策，意味着要跟现行政策有区别，意味着智库要保持自主独立性。中国共产党十七大报告也明确指出：“繁荣发展哲学社会科学，推进学科体系、学术观点、科研方法创新，鼓励哲学社会科学界为党和人民事业发挥思想库作用。”这意味着中国对智库机构有大量的现实需求。民间智库蓬勃发展，为满足这一需求提供了可能。据清华大学公共管理学院相关统计资料：中国的智库机构数目前约为2500个，研究人员3.5万人，工作人员27万，其中民间智库约5%，也就是120多个。目前北京市有近30家民间智库，充分利用这些“外脑”，能够提高政府决策的科学化、民主化、公开化和透明化。但是，目前民间智库作用的发挥在很多方面都受到诸多限制，尤其是目前社会体制机制发展滞后，政府还没有形成让体制外民间智库参与政府决策与政策研究的常规机制，如果国家没有采纳民间智库优秀成果的机制，民间智库很难有大发展。另一个重要方面是政府决策层的“兼听”机制不健全。首先中国智库的现状是“朝大野小”，95%是官方智库。民间智库发展不起来，而官方智库很多是“政策宣传者”，很难为决策层提供客观、公正、具有公信力的建议；其次是一些民间智库没有有效渠道反映自己的研究成果，即使他们向一些地方部门建言提议，也难以上达至决策层，因此难以与政府展开有效的交流。分析:政府、市场、社会“三位一体”是建立社会公共治理结构的基本方向，民间智库将成为“大社会”的重要部分。随着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入,政府职能在不断转变，确立了“小政府,大社会”的目标，政府管理体制也必然要实现从全能政府向“小政府、大社会”的管理格局转变。为了实现这一目标，政府要在公共服务方面还权于社会,在目前以市场为主导的前提下，政府的决策也需要更多的听取来自民间的声音，以作为官方智库的补充。民间智库独立于政府，能够发出自己专业的、客观的、能够代表民意的、具有公信力的声音。因此发挥民间智库的作用既势在必行，也符合“小政府，大社会”的基本发展发向。民主、公开、透明“三化标准”是建立现代决策制度体系的主要标志，民间智库将成为“软实力”的重要支撑。在现代国家中，智库对政府决策的影响作用越来越大，智库是一个国家、地区“软实力”的重要组成部分。首都民间智库发展迅速，具有独立性、自主性，不受行政机制的制约、研究机制灵活、运行效率高、直接体察民情民意的优势，在政策研究和政策分析过程中，反映公众的意见，并用民间的眼光来评价政府的公共政策，对政府的公共政策的执行情况加以评估，反映不同的评估意见。在中国目前的状态下，民间智库对于公共决策过程的参与也是一种民众的参与方式。这样的参与将民间的意见和利益带到公共政策中去，从而使社会各方都得益的公共政策得以出现，是现代国家决策链条上不可缺少的一环。在中国目前的状态下，民间智库对于公共决策过程的参与也是一种民众的参与方式。这样的参与将民间的意见和利益带到公共政策中去，从而使社会各方都得益的公共政策得以出现。建议：1.建立民间智库发挥作用的渠道，形成制度化的民间智库决策咨询机制，建立民间智库专家库。指定相关的部门定期与民间智库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