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前县域经济发展中的土地问题闫恩虎:县域经济是中国的“国本经济”、“民生经济”、“最基本的生态经济”、“稳定经济”和“未来区域经济合作与发展的主要基础”，是解决“三农”问题、保障国家粮食安全的基本依托。[1](P9)土地是县域最基本的资源。目前，我国县域陆地总面积874万多平方千米，占全国陆地国土面积的94.0%;县域人口总数9.15亿，占全国总人口的70.41%;但县域地区生产总值占全国GDP56.31%。这说明，当前在县域经济发展中，土地和人力作为基本资源尚未从根本上激活，其重大作用没有充分发挥，尤其是土地资源。从国家层面讲，县域土地负有以下重大职责：1、保障国家粮食安全和农业产业安全;2、工业化、城镇化的空间载体和推动力;3、保障农民的生存与发展;4、维护国土生态安全。因此，县域土地的开发利用是关系国家经济安全的重大问题。土地资源的高效益开发和永续利用是我国县域经济发展面临的一个重大课题。当前，由于我国城乡土地的二元化管理体制和对土地属性的多元界定，导致县域经济发展中的土地问题异常突出，从上个世纪末县域政府招商引资的“零地价”，到目前的房地产热、开发区热以及长期受舆论批评屡禁不止的大学城、游乐场、高尔夫球场扩建等，说明土地问题已经成为影响县域经济科学发展的重大现实问题。从理论上讲，目前县域经济发展中的土地问题可以概括为以下几点：1、工业化城镇化发展需要的建设用地与粮食安全的保障问题;2、县域经济的自组织发展与国土生态安全问题;3、畸形的土地财政问题;4、农业的产业安全和现代农业发展问题。这些问题都是目前迫切需要解决的。如果不能有效解决，县域经济的科学发展就缺乏基础和保障。一、工业化城镇化发展需要的建设用地与粮食安全问题工业化是当前我国县域经济发展的核心主题，城镇化是工业化的重要载体和推动力。城镇化是伴随工业化、现代化进程的一种规律性经济社会现象，是农村经济向城市经济转变和互动的过程，是人口在空间上由分散向集中的转变，伴随着这一转变的是产品和服务生产的专业化、城乡社会逐步一体化，家庭、企业、政府相互联系的密切，技术创新和企业家才干的不断增强等。[2](p35)城镇化包括地域城镇化、人口城镇化和生活方式城镇化。地域城镇化必然要将部分耕地转化为工业或商业用地。这将带来两个结果，一是耕地面积减少;二是农村人口减少，土地规模集中。我国人多地少，人地矛盾非常突出，但目前我国县域城镇建成区的人口密度却持续降低，根据中国社会科学院农村经济发展研究所的调查数据显示：中国人口城镇化每增加3.5%，土地城镇化就增加8.2%，这说明，我国粗放型城镇化的发展道路仍在持续。中央政府反复强调：要建立世界上最严格的土地用途管制制度。但工业化城镇化的加速发展以及GDP为核心的官员考核制度使地方政府尤其县域政府对建设用地的欲求量越来---本文于网络，仅供参考，勿照抄，如有侵权请联系删除---越大。笔者2011年参与广东有关县域国家主体功能区规划的调研工作，几乎所有县政府都提出需要增加建设用地指标。可以肯定，目前和今后相当一段时期我国建设用地的规模仍在扩大。据国土资源部部长徐绍史介绍：“十一五”以来，全国每年建设用地需求在1200万亩以上，每年土地利用计划下达的新增建设用地指标只有600万亩左右，缺口达50%以上。[3](p4)改革开放以来，农村城镇化为中国的现代化提供了巨大的推动力。30年来，仅农村土地为工业化城市化提供的资本积累达30万亿元，远超过同期所吸引的外资总量。[4](p12)有专家提出：“特别值得担心的是把粮食安全和保护耕地面积联系起来，要求确保18亿亩耕地不许突破。我国改革以后的三十年人口增加了45%，粮食产量增加了60%，而耕地是减少的。可见耕地和粮食产量之间没有直接的关系”。“18亿亩耕地红线不仅直接导致房价上涨，而且无视耕地作为一种农业要素具有可替代性，并将它与粮食产量——乃至粮食安全绝对地‘捆绑’起来，无论在理论上还是在经验上都是缺乏根据的。政府划定的耕地红线注定是要被突破的，而且原有的21亿亩红线已然被破，这条红线束缚的只是中国的工业化与城市化的进程”。[5](p13)首先强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