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革命与中国现代文明建立答客问以毛泽东思想为线索-（前言：在毛泽东思想指引下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革命建国实践，从来便与诸多质疑相随。因而要体认这一实践之于中国历史乃至世界文明史的真正意义，不可避免地意味着对于具有代表性的系列质疑做出有效回应。有鉴于此，本文选择问答的形式探索中国革命与中国现代文明建立之关联）有客自海上来，倾心吾国传统之礼乐名教，亦常留意近世以来东西关系之升替迁变。尝与余论百七十年来中国之历史，疑虑非浅，发以十问。余不揣冒昧，强勉答之。谨录如下。问：单就经济总量而言，中国直至19世纪60年代仍居世界首位，兼以中国幅员之广阔、人口之众多、传统政治经验之丰富，为何自鸦片战争爆发后，即陷入对西方列强乃至新兴之日本屡战屡败之困境。常言“落后就要挨打”，究竟中国在近代落后在何处？答：梁漱溟在《乡村建设理论》中曾非常敏锐地对于近代以来中国与西方之得失做出总结：“若特指其（即中国）失败之处，那不外两点：一是缺乏科学技术；二是缺乏团体组织。更无其他。而近代西洋正是以科学技术和团体组织见长，也更无其他”。科学技术之缺乏，直接导致了器物层面的差距，形诸战争最深切著明者即是西方的坚船利炮。而团体组织之缺乏，影响更为深远，坚船利炮尚可购买仿造，而团体组织必待自生而有效。两次鸦片战争之败，或可归咎于武器装备差距过大，而甲午海战失利，全在组织动员不力。故后者，为要中之要。中国传统之国家以文明而非族裔为根本纽带统合而成。国家之权首在治官而非治民，其治止于县乡，而县乡之治则主要依托于宗族乡绅。维系社会之根本在伦理与家庭（家族）。因而，个人与国家之关系较疏远，而国家认同也较淡漠，其状态有类于《击壤歌》所谓“日出而作，日入而息，凿井而饮，耕田而食，帝力于我何有哉？”。此则传统中国社会之特色，长处短处俱在。伴随着西方资本主义的现代国家兴起，国家对于社会资源的攫取利用与整体动员能力有极重大之提升，一种如臂使指般直接有效的国家-个体支配关系被迅速确立。在面对具有优势武器和现代国家组织动员机制的帝国主义列强之际，传统中国社会的无组织状态遂成“一盘散沙”之局面，故中国资源人口总量虽大，却无法形成充分有效的全民动员和组织整合，也就无力形成对于强敌的有效抵抗，进而陷入越来越被动的战略态势。问：中国自秦汉以来两千余年，颇不乏以外族入侵而导致政权更替之情况，但中华文明粲然自立，道统不绝如缕。何以自1840年鸦片战争之后，非但国势衰颓，文明认同也难以维系？答：前现代世界历史的一般规律是，军事上征服了文明民族的野蛮民族被前者之文明所征服。以西方经验言之，即罗马大诗人贺拉斯的名句Graeciacapta---本文于网络，仅供参考，勿照抄，如有侵权请联系删除---ferumvictoremcepit“被征服的希腊征服了野蛮的胜利者”，以中国经验言之，即“夷狄而合乎中国，则进而中国之”。这也正是中国文明可以经历包括蒙元、满清在内的多次异族入主得以保全延续发展的原因所在。伴随着近代以来资本主义世界体系的兴起，这一规律被彻底颠覆。由西方列强主导的资本主义-殖民主义世界体系，不但将世界一切非西方民族通过暴力方式强行摄纳到这一体系之内，更提供了一种带有强烈目的论特征的世界历史解释体系。在其所描绘的世界历史图景中，以希腊-罗马-基督教为轴心的西方文明被标示为人类文明之正宗，现代资本主义被视作西方文明自我逻辑的唯一与必然的实现形式，而对于已经进入成熟阶段的现代化进程，一切其他人类民族以及所属的文明都只是旁观者和被动者，或者说，都是“东方”的。它们唯有放弃自我成为“西方”，才可能真正将进入“现代”。现实中西方对于东方的殖民-被殖民、支配-被支配关系，被视作对应于彼此文明之高-下、尊-卑、优-劣，从而具有了文明论意义上的合理性。传统中国建立在自我文明优越性基础上的对待外来民族武力征服的政治经验，在面对现代性及世界资本主义逻辑时变得无所适从。不但在武力上打不过，更面对在道理上讲不过的困窘。这是自中国文明自周秦确立成熟以来从未遭际过的全面文明挑战，诚所谓“数千年未有之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