戊戌维新与中国近代化在中国走向近代化的历史过程中，戊戌维新具有特定历史意义的阶段性，它突破了物质与精神分割的“中体西用”思维定势，开启了全面学习西方资本主义文明的闸门，第1次提出不独要学习西方先进的科学技术，而且特别强调学习西方的文物制度既把封闭的手工业生产方式推上大机器生产的轨道，又要改变封建专制的政治制度为“君民共主”的立宪制度，实行生产方式的资本主义近代化，政治体制的民主化和法律制度化。从历史发展的阶段上看，戊戌维新标志着中国人第1次全面提出了近代化的纲领和措施，强劲地改变着中国传统的价值观念和理论结构。由于过去某些史著对资本主义“立足于批”，戊戌维新被强加上“改良主义”的恶谥。因此对戊戌维新的特点与中国近代化关系的探讨，缺乏实事求是的价值判断。1资产阶级的革命运动和改革事业，是人类进步历史上的1次世界性的大变革，它发源于欧洲，撞击于全世界。其实质性的内涵是用资本主义的社会经济形态取代封建主义的社会经济形态，用资本主义的文明制度取代封建主义的专制制度。即用资本主义的大机器生产代替封建主义的手工生产和自然经济，用资产阶级的民主制度代替封建君主专制制度，用资产阶级的自由平等思想代替封建主义的等级伦理观念。从人类历史的整体性判断，所谓近代化就是生产机械化，政治制度民主化，文化观念更新意识形态自由化，即全面资本主义化。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写道：“资产阶级，由于1切生产工具的迅速改进，由于交通的极其便利，把1切民族甚至最野蛮的民族都卷到文明中来了。它的商品的低廉价格，是它用来摧毁1切万里长城、征服野蛮人最顽强的仇外心理的重炮。它迫使1切民族11如果它们不想灭亡的话——采用资产阶级的生产方式；它迫使它们在自己那里推行所谓文明制度，即变成资产者。1句话，它按照自己的面貌为自己创造出1个世界。”（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255页。）在世界资本主义近代化的浪潮冲荡下，东方的中国也面临着如果不想灭亡，也必须推出发展本民族资本主义的历史主题，奋起追赶世界资本主义近代化的主潮，固守本位和复古倒退是没有民族出路的。从洪秀全、孙中山到康有为和严复，1批先进的中国人苦苦追索过资本主义的文明，另1些关心国家民族命运的有识之士反思过中国人对西方资本主义认识的历程。最早认真思考总结中国近代化历程的是梁启超，他在1898年撰写《戊戌政变记》时，已把鸦片战争后610年间中国“变法”的历史，即近代化的历程分为4界：“自道光210年割香港，通5口，魏源著《海国图志》，倡师夷长技以制夷之说，林则徐乃创译西报，实为变法之萌芽然此后210余年，叠经大患，国中1切守旧，实无毫厘变法之说也，是为第1界。同治初年，创巨痛深，曾国藩曾借洋将，渐知西人之长，创制造局以制器译书，设方言馆，创招商局，派出洋学生，文祥亦稍知时局，用客卿美人蒲安臣为大使，遍交泰西各国，变法之事，于是筚路开山矣。当时又议选翰林部曹，入同文馆学西文，而倭仁以理学重名为宰相以死争之，败此大举，且举国守攘夷之说，郭嵩焘以通才奉使，深明时局，归昌言，为朝---本文于网络，仅供参考，勿照抄，如有侵权请联系删除---士所攻，卒罢去。至于光绪甲申，又210年，朝士皆耻言西学，有谈者诋为汉奸，不齿士类，盖西法萌芽，而俗尚深恶，是为第2界。马江败后，识者渐知西法之不能尽拒，谈洋务者亦不以为深耻，然大臣未解，恶者尚多，议开铁路，犹多方摈斥，盖制造局译出之书310余年，而销售仅1万3千本，京师书肆尚无地球图，其讲求之寡可想矣，盖渐知西学，而莫肯讲求，是为第3界。然尽此610年中，朝士即有言西法者，不过称其船坚炮利制造精奇而已，所采用者，不过炮械军兵而已，无人知有学者，更无人知有政者。自甲午东事败后，朝野乃知旧法之不足恃，于是言变法者乃纷纷，枢臣翁同和首先讲求，辅导皇上，决意变法，皇上圣明，日明外事。乙未5月翁同和拟旨102道，欲大行变法之事，以恭邸未协而止，然朝士纷纷言新法，渐知学堂为变法之本，而皇上频催办铁路矿务学堂之事，未几西后复收大权，皇上几被废，新政遂止。然而强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