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礼制度沿革与萧梁文运兴变关键词：五礼制度；萧梁文运；宗经隶事；批判摘要：萧梁五礼制度历经天监四年至普通六年的确立期，普通六年至中大同年间的佛化期，以及太清、承圣、太平年间的反思批判期。萧衍、萧统、沈约、任防、徐勉、陆任、到洽、张缵等诸多文坛名士主导或参与议礼、制礼事宜，深湛的礼学修养与经学根底渗透到创作中来，进而对文运变转产生深刻影响。萧梁文坛随着五礼制度的沿革，先后呈现梁初崇典尚雅、中期典丽分趋、末期文道相分的阶段性特征。萧纲针对五礼制度化过度干预文事创作的弊端，主张文学娱情审美功能与载道宣教功能的彻底疏离。萧绎在梁末乱局中重新标举忠孝治国，深入批判文道相分的弊症，试图走出文道相合的折中之路。：1206.2文献标志码：A：1001-2435（2016）03-0316-06萧梁五礼制度建设以萧衍为主脑，以五馆学为主导机构，以《五礼仪注》的修纂、删订为理论依托，建立起一套切实可行的礼仪体系，标志着先唐五礼制度的基本成熟。它主要从三个层面影响萧梁文运：其一，许多五礼制度建设的主导者、参与者本身就是文坛的标杆人物，如萧衍、萧统、萧纲、萧绎相继主导了萧梁各阶段的五礼制度建设，沈约、徐勉、周舍、任日方、陆??、到洽、徐搞等人既是五礼制度建设的重要参与者，又是独步一时的文苑表率，其深湛的经学学养往往内化为文学创作的隶事之源和构思之本，促成了崇典尚雅的文风传播。其二，为了配合五礼制度建设储备并选拔经学人才的需要，萧衍于天监四年下诏“年未三十，不通一经，不得解褐”；又先后置集雅馆、士林馆以招远学，以才学高下铨选西省学士、东宫学士等，为萧梁文士儒学素养专经化提供了制度保障。其三，萧梁五礼制度建设以明经选士，以文史铨材，客观上造成“京师文体，懦钝殊常。竞学浮疏，急为阐缓”的文弊，加之萧衍佞佛妨碍了《五礼仪注》“悬诸日月，颁之天下”的权威性，并导致国家礼法体系的松动，这都激发了萧纲、萧绎等人对典丽内涵、文道关系的探讨，并促动了萧梁后期文运的革故鼎新。一、五礼制度的确立与萧梁早期崇典尚雅文风天监元年（502），何佟之建言重新恢复萧齐修礼局。天监四年（505），由沈约等人议定，以吉、凶、军、宾、嘉的五礼部类分别设置旧学士一人，由每位旧学士各自举荐学士二人协助抄撰，是为五馆学。五馆中领衔教授的“旧学士”均为名儒，其具体分工为：明山宾掌吉礼，严植之掌凶礼，贺埸掌宾礼，陆琏掌军礼，司马襞掌嘉礼，何佟之总参其事。何佟之去世后，由伏咂代替。后伏咂代严植之掌凶礼，又以五经博士缪昭代掌。各馆由名儒担纲、五礼学士辅助修纂，又令沈约、张充、徐勉、周舍、庾於陵等尚书省官员参知其事。若上述诸人悬疑难解，则汇总由萧衍加以裁决，从而形成名儒主持、宰辅参知、君主仲裁的三级负责体制。白天监六年至天监十一年（507-512），嘉、宾、军、吉、凶等五礼仪注的初稿相继完成。此后经过十余年的增订删润，最终于普通五年（524）二月告竣，并于次年三月颁行，标志着萧梁五礼制度正式确立。萧衍具有良好的经学素养，其对五礼辩题的仲裁既能融合经史、通达公允，又使礼学悬疑成为定谳，有力促动了萧梁“礼乐制度，粲然有序”的盛况。萧衍出于推动五礼制度建设的政治需要，注重经史与文章结合。如其《孝思赋》以儒家孝亲观念为根本，宣扬“治本归于三大，生民穷于五孝……履斯道而不行，吁孔门其何教”的儒家人伦观。萧衍还借用《诗经??雨无正》“凡百君子，各敬尔身”的句意作《凡百箴》，强调“惟慈惟恕，惟孝惟敬”、“临难必勇，见义忘生。门有贤良，家有忠贞”、“人无贵贱，道在则尊”等人伦品质。萧衍《藉田诗》（“寅宾始出日”）的遣词谋篇，基本是《礼记?月令》与《祭义》的五言化再述。其他如《赠逸民诗》十二章其一、其三、其八、其九、《宴诗》等，均为征引儒典缀联成篇的例子。在普通年间，萧衍下诏撰制郊庙歌辞“应须典诰大语，不得杂用子史文章浅言”，更是其宗经文艺观的集中体现。阮孝绪于普通四年（523）撰《七录序》赞美萧衍制礼作乐说：“非夫丘素坟典，诗书礼乐，何以成穆穆之功，致荡荡之化也哉！”显然，萧衍以儒典为文正本着推进礼乐教化的目的。沈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