提起汉武帝，人们总是想到那个在世界上第一次以汉人为荣耀的、金钩铁马所向披靡的开疆拓土的一代英主。实际上，比这种马背上的英雄更难做到的是他的政治上的开明与宽容，而此一点，恐怕是中国几千年封建社会上千个帝王中唯一堪称“伟大”之所在！司马迁和司马迁的《史记》就是最好、最真实的证明！中国人治史一向分为两块，一曰记史（实录），一曰修史；记史是指朝廷御设的史官对朝廷每天发生的大事小情进行记录，故亦称实录；记史一般只记录朝廷内部的事情，发生在其他地方、史官没看到没听到的、或者由另外的史官负责的，那么在同一个史官的记录里就没有了；并且记史是不对外示人的，用今天的话来讲，就是素材。而修史则不同，修史是由治史家们根据来自各种渠道的史料素材（包括朝廷的‘记史’），进行综合核实、编排，最终编纂成书，向社会公开发行，如我们今天所见到的二十四史、二十五史是也。但中国人“修史”却一直遵循着一个不成文的通行规则，那就是后朝为前朝修史，有时甚至是后后朝为前前朝修史，当朝人不修当朝史；这个规则恐怕也只有中国人自己才能看得懂，因为中国的朝廷是私家的，而私家的朝廷只能粉饰太平歌功颂德，“隐私”是绝对不不允许曝光的；这样的“史”当然就无法可“修”了。于是聪明的中国人便把“修史”这个光荣而艰巨的任务踢给了后人。如果说中国的纪传体史记是始于汉武帝时期的司马迁的话，那后朝修前朝史的规则绝不始自汉武帝时期：司马迁的《史记》就一直写到司马迁自己鼻子底下的事情，并且，历经两千多年的考证砥砺，基本上证实是一部信史。这里，我们当然首先要承认司马迁的伟大与卓越，但象司马迁这样的“不隐恶、不扬善”的史学家在中国何止一两个？又有谁著成过《史记》的比肩之作？对于《史记》中对秦之前的记述我们暂且不做评说，单就看看汉朝部分；首先，就体裁而言，《史记》为等级分明的纪传体史书；‘本纪’是其中的最高级别。司马迁把从未拥有过天下且最终被刘邦打败的项羽与刘邦相提并论，同为‘本纪’撰书，甚至位列刘邦之前；这种事，不要说在家天下的封建社会，就是在今天，有谁敢于之为？再者，《史记》对于刘邦的记述，活脱脱一个玩世不恭的小混混、小流氓；“好酒及色”，口称“‘贺万钱’实不持一钱”，直到做了皇帝，住进了未央宫，还不忘奚落其父当年的责骂，如此等等，刘邦那种小人得志的无赖嘴脸一览无余。要知道，刘邦可是汉家江山的创始人，死后被尊为高祖，是中国皇帝庙号的第一人（刘邦之前中国只有秦始皇和秦二世两个皇帝，但他们两人都没有庙号），也是司马迁的当朝皇帝汉武帝刘彻的尊祖爷爷；试想想，假如汉武帝稍不开明，此类文字怎能面世？司马迁有几颗人头够砍？从司马迁身上看到的汉武帝的开明和宽容，还表现在司马迁个人的境遇上。众所周知，司马迁受过宫刑；这对于男人来说，其耻辱带来的痛苦，远远大于刑罚本身。据司马迁自己讲，他被处于宫刑的原因是因为他坚持要把有投敌嫌疑的李广一族写成英雄，并且在大庭广众之下为因兵败被俘遭受责罚的李广及其族人辩解（见司马迁《报任安书》）。千百年来，人们一直以汉武帝刑宫司马迁来责骂其残暴，殊不知就司马迁自己所述的这个罪名来看，换换其他任何一个帝王，司马迁恐怕早就脑袋落地了！要知道，当时李广、李陵一门李家军奉命出征，本就有指挥不当贻误战机之嫌，后又兵败被俘，“投敌”之客观俱在；就这样的将领，居然还有人公然在朝堂之上为其辩解，还要被奉为英雄传诸于青史。此等蔑视皇权威仪的大逆不道之行为，哪个皇帝能够容忍？唐太宗容忍魏征犯上直谏，也只限于朝政方略或皇帝的个人决策诸方面，而从未听说唐太宗处罚哪个败军之将魏征当庭顶撞的。由此可见，汉武帝对司马迁施以宫刑最主要的，恐怕还是在于对这个不知天高地厚的狂生的教训，当然，还有羞辱！司马迁被宫刑之后，既没有被剥夺撰写《史记》的权利，也没有被强行要求改变观点；李氏一族还是被描写成一门忠烈，李广本人也完全因为司马迁的秉笔一书而成为千古英雄！司马迁本人呢？也没有因为宫刑而被弃之门外，后来竟然官至中书令，搁在今天大概要算是中央政府的秘书长了吧；这虽然首先是司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