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举证时限制度解读司法公正观的转变[摘要]证据的提出作为证据改革的核心内容,体现着司法理念的变化。与证据随时提出主义相适应的实体公正观,在程序公正的倡导下,转向了举证时限制度。但目前以证据失权制度为核心的举证时限制度面临着种种困境,新证据的扩张解释,使人们对司法公正应是通过正当程序获得案件客观真实有了更深刻的理解。[关键词]证据失权;新证据;司法公正[]韩红俊,西北政法大学副教授,法学博士,陕西西安710063;杨付勇,四川大学公共管理学院硕士,四川成都610064[]D90[文献标识码]A[]1004-4434(2010)10-0089-04以公正的逻辑代替武力的逻辑是法律本质的全部所在。司法是法律制度运作的核心内容,司法公正是法治国家的最低要求也是最高要求。虽然公正有着一张普洛透斯似的脸,变幻无常,随时可以呈现不同形状并具有极不相同的面貌。社会公众、案件当事人和法官等社会主体从各自的立场,基于不同的评价标准,对于何为司法公正有着形态各异的见解。但将司法公正区分为实体公正和程序公正却是达成一致共识的。从我国古代证据随时提出主义、法官调查取证、强调个案的实体公正到以追求程序公正和诉讼效率为目的而确立的当事人举证、证据适时提出主义直至现在举证时限制度的适度宽松、新证据的扩大解释、力求程序公正和实体公正的相统一,体现了我国从古至今司法公正观念的转变历程。一、证据随时提出主义体现了实体公正是司法追求的最高目标我国古代采取纠问式诉讼,赋予司法官员完全的主动权,他们几乎包办案件调查、取证在内的一切诉讼事务。当事人只要将纠纷提交给为民做主的地方官,地方官就有义务也应该有能力查清案件事实的真相。在司法审判过程中,地方官处于积极主动的地位。在解决诉讼两造争议的舞台上,地方官是唯一的主角,因为有关诉讼的一切台上和幕后活动都由其导演并主演。这种诉讼不以体现普遍正义为价值目标和评判标准,并不遵循统一程序的法律,寻求的是个案的实体公正。清末在面临内外危机的情形下,修律变法,沈家本主持修订了数部与民事诉讼有关的法律,其中《大清民事诉讼律(草案)》是我国第一部独立的民事诉讼法,确定了司法独立的方针,确立了形式理性法的开端。民国时期出现了行政兼理司法的回归,依然是行政权高于一切。1925～1927年国民政府以党治代替法治,党义党纲为实质上的根本法,回归了实质公正。新中国成立后,1982年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试行)主张法律的绝对公共性,确立了国家本位主义的主导作用。程序法被认为是查清事实、分清是非的工具。民事诉讼以发现真实为最高价值追求,作为人民公仆的法官有义务查清当事人提交到法院的纠纷,法院在诉讼证明中所起的作用是主导性的,当事人仅仅是向法院表明有某个民事争议存在,剩下的主张、证明、判决以及几乎所有程序事项的决定等,都是法院的事情。此时的民事诉讼追求的是实质正义。20世纪90年代的民事审判改革倡导程序公正,使1991年颁布的民事诉讼法弱化了法官的主导权,强化了当事人的诉讼权利。但当事人的辩论权和处分权都未形成对法官的有效制约,作为判决基础的事实不受当事人主张范围的限制,法院认定事实可以不受当事人自认的约束,当事人举证不能并不必然带来败诉的后果。民事诉讼奉行的是职权探知主义,法官在民事诉讼中仍处于主导性地位。以事实为根据,以法律为准绳仍是我国民事诉讼法的基本原则,追求实体公正仍是其最高理念。在实体公正指导下的证据随时提出主义存在如下弊端:一是上诉、上访的大量增加。证据随时提出是以追求绝对客观真实为法理基础的,而未意识到当事人之间将纠纷提交法院后,从诉的提起开始,经过争议之点在法律意义上的形成、证明和辩论以及上诉等阶段到判决的确定,具体案件的处理可以被视为一个“法的空间”的形成过程,法院判决的真实是法律内的真实,而非客观真实。在当事人认为法院判决不符合他认为的客观真实时,便不断寻求其他救济途径。二是导致了证据突袭,违背武器平等原则。证据突袭就是指当事人有证据而故意不提出,在最后的诉讼阶段才提出,从而使对方当事人缺乏准备,难以提出有效的证据进行反驳,也难以质证,从而使自己获得有利的诉讼结果,这导致一方当事人可能利用其诉讼技巧等方面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