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权与中华民族复兴摘要：20世纪90年代以来，一方面，随着中国改革开放事业的不断深入发展和经济全球化趋势的日益增强，对外贸易和人员交往的日趋扩大，国人逐渐把目光转向了深蓝的海洋。人们渴望大海，大海也在呼唤着中国，向海洋进军已成为时代发展的需要。另一方面，随着海洋战略地位的不断提高，海洋已成为国际重大政治、经济、军事利益的新领域，特别是1994年《联合国海洋法公约》生效后，为沿海和海洋国家在海洋方向上的发展提供了更大的天地，同时对世界海洋的安全与稳定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因此，对海权的争夺也变得更加激烈。世界各沿海国都在为争夺或扩大各自的管辖海域而竞相向海洋进军，纷纷调整海权发展战略，促进海洋经济和科技发展，加快海洋立法，增强海洋管理机构，大力发展海军，以便适应《联合国海洋法公约》生效后海洋竞争的新形势，拉开了新一轮世界性海洋竞争的序幕（1）。关键词：海权，政治经济，贸易，中华民族“海权”一词最早出现在美国海军历史学家、海军战略理论家艾尔弗雷德•塞耶•马汉于1890年出版的《海权对历史的影响》一书中，强调海权决定着一个濒海国家的国运兴衰。众所周知，中国是一个有着18000多公里海岸线的濒海大国，在古代海洋事业曾有过辉煌的历史。然而到了近代，由于封建统治阶级的腐朽及海洋意识的淡漠，致使“万里海疆，战备废弛”。因此，当西方列强凭借坚船利炮一次次从海上入侵时，昔日的天朝大国完全处于有海无防的境地，中国海洋门户洞开，海权丧失殆尽，留下了深刻的历史教训（2）。也许是受了传统的单一“农耕民族”讹论的影响，历史上的中国虽然最早走向海洋，但并不具有海洋民族应当具有的海洋意识和海权意识。中国对待海洋问题有四个基本特点：第一，拥有大片海域却长期轻视经略海洋。从远古时期起，中国人的社会活动就一直是以陆地农业经济为主，海洋经济从来没有摆在重要的地位上。从世界各国发展历史看，以农为本必然导致重陆轻海的思想观念。中国从神农、黄帝起，尤其是儒家思想成为主流思想之后，农本商末的思想就占据了主导地位。虽然，历史上涉及海洋经济政策的改革，但在整个社会活动中，经略海洋始终处于“配搭儿”的地位。第二，航海技术先进但航海经济效益低下。历史上的中国，造船业曾经位于世界前列。但正如李约瑟先生所说：中国人是伟大的航海技术发明者，而非伟大的航海民族。中国人并没有通过海洋“发家致富”，更没有通过海洋向海外“殖民”。第三，茫茫大海无遮无拦却被视为“天然屏障”。历史上的中国，不仅把海上经济看作是对陆地经济的一种可有可无的补充，而且在国防观念上也把大海视为“天然屏障”，主流海防意识是“看家护院”。在中国人的眼里，海洋是“屏障”，而非“宝藏”。第四，海洋自古就是有“主儿”的空间但却视海洋资源为他人之物、海上通道为他人之路。历史上的中国人经略海洋，政治目的的大于经济目的。因此，虽然西欧国家还在地中海打转转的时候中国就已经迈进了大洋，并且有过郑和“七下西洋”的壮举，但始终也没有像西方一些国家、民族那样真正通过海洋走向世界，更没有通过海洋征服世界，中国有关海上军事行动的基本思想始终是“海防”而不是“海权”。钓鱼岛事件表明中国海上力量力不从心---本文于网络，仅供参考，勿照抄，如有侵权请联系删除---钓鱼岛是在甲午战争后被日本强行占领的。二战后的日本，又以归冲绳县管辖为借口，将附属于台湾岛的钓鱼岛等岛屿交由美军占领而没有归还中国。尔后，美国则把琉球群岛的管辖权交给日本，同时也把钓鱼岛“送”给了日本。由此，埋下了中日岛屿之争的祸根。今天的钓鱼岛，已经成为长期困扰中日关系的敏感问题。钓鱼岛位于中国东海大陆架边缘，与中国大陆和台湾相连，在地质构造上这些岛屿属于“大陆型”岛屿，而不是像琉球岛那样属于“大洋型”岛屿。按照《联合国海洋法公约》的有关规定，如若日本对钓鱼岛拥有主权，那么日本的经济专属区、海洋管辖区就可以向东、向西、向南扩展相当大的海域。这片海域所带给日本的绝不仅仅是点滴鱼盐和航行的小利。没错，自从20世纪70年代钓鱼岛事件凸显出来以后，中国政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