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论中国现代文学中的“多余人”形象对中国现代文学中的“多余人”形象的思考“多余人”是早已被文学界所认可的一个人物形象系列的称谓。它缘起于俄国19世纪20----50年代，指的是当时一种出身贵族的知识分子。他们受西方启蒙思想的影响，厌倦自己所在的上流社会，他们能够发现农奴制度与沙皇专制的一些弊端，但又空怀理想，毫无时间的恒心和毅力，缺乏想社会抗争的勇气，被迫在盲目与失败的痛苦中死去。他们是生活在新旧两个世界边缘的人，是思想的巨人，行动的矮子。赫尔岑说：“在俄国受到这种强大的西方潮流影响的人不会成为历史人物，却成了一些古怪的人…他们是种聪明的多余人。”[1]这样，“多余人”就经由普希金，莱蒙托夫，屠格涅夫，赫尔岑和冈察洛夫的妙笔而凸显成为俄国文学也是世界文学中异常灿烂的一条人物形象彩虹。人类社会的历史发展是有其特定规律的。当任何一个时代向另一个时代发生转变时，社会的政治文化氛围也会随之变化。那些最早接受启蒙思想的人就成为那一时期中重要的典型人物。这样的人不仅俄国有之，西方有之，东方亦有之。俄国“多余人”形象即是变动时代中的特定产物。放眼世界，“多余人”也并非俄国独有。西方有如拜伦《恰尔德·哈洛尔德游记》中的主人公和歌德《少年维特之烦恼》中的维特等；在日本有如二叶亭四迷《浮云》中的内海文三等；中国也有这样的一个系列形象。它始于郁达夫笔下的“零余者”，在很多作家手中释放出绚烂的光彩。它在中国历时时间长，产生作品多，其文学史和思想史的价值和意义都是深远的。我国的一些学者曾对这一领域有过研究。为了深入地探讨这样一个问题，本文中笔者对中国现代文学中的“多余人”形象作了一次梳理。一绪论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一些很重要和很有影响力的作家纷纷写出过“多余人”这一形象。这是历史的必然。考察从五四新文化运动到新中国成立的几十年，不难发现，中国这一段历史与俄国19世纪，即产生多余人形象的时代非常相似。阶级矛盾尖锐，国家外忧内患，民族日趋衰亡，人民生活艰辛，渴求改革。在这样的历史条件下，一批有着新思想新头脑的知识分子踊跃而出。他们站在时代的浪尖上，最容易发现问题也最容易陷入问题。这样，中国的“多余人”就成了历史的必然要求。中国现代文学史中，可以列入“多余人”这一范畴的作品很多。但是纵观这期间的历史发展和流变，笔者将之划分为三个阶段，即五四时期，大革命时期和抗战时期。在同一时期内出现的作品由于受历史社会条件的制约，有着许多共通性。所以将他们放在一起加以论述，既便于明晰问题又可以区分不同时期的基本特点。二“多余人”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的发展和流变1．五四时期——时代急变中知识分子向“多余人”的转变五四运动掀起了中华民族觉醒的第一页。自此，许多有志向的青年开始走出封建社会的藩篱，在滚滚的时代浪潮中寻找新的生命。在这样一个潮流中，我国的作家纷纷将笔锋对准了旧的制度的旧的人。战斗的火药味一时弥漫文坛。我们知道，文学永远不是单一的死板的，而是复杂的参差多态的。随着五四运动的落潮，一些作家发现了在所谓的新青年身上所存在的缺陷。他们和每个产生于变迁时代的先锋一样，有才学有见识，对现状不满，意欲发奋而没有出路。---本文于网络，仅供参考，勿照抄，如有侵权请联系删除---他们处在历史，社会和自我心理的三重矛盾之中。他们是那个时代的一类典型。所以，作家们开始把这种人纳入笔端。于是就产生了郁达夫笔下的“零余者”，鲁迅笔下的孤独者等形象。郁达夫是中国第一个将“多余人”用于创作并成功塑造了一系列人物形象的作家。他将之称作“零余者”，是由他翻译屠格涅夫的《多余人日记》而来的（郁将之译作《零余者的日记》）。郁达夫笔下的人物形象多是郁郁寡欢，高度敏感，徒有理想而一事无成的知识分子。比如《沉沦》中的“他”性格孤僻自卑，神经极为敏感，自爱自怜，多愁善感，读两行诗句会情不自禁地“涌出两行清泪”来，想起白日里见过的女孩也会“滚了几颗冰冷的眼泪下来”。在主人公的日记中“他”写道“槁木的二十一岁，死灰的二十一岁”。[2]如此这样的笔句在作者的小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