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文研究中知识性的发掘与梳理之研究方法管窥摘要：知识性的发掘与梳理是人文研究领域的一个重要研究路向，是追问真相的一种形态，主要涉及知识性和基础性的研究工作，本文以钱穆、阎若璩、康有为等人的考据实践为例，分析了此种研究路向的特点，旨在强调其基础作用。此外，也需要认识到它以知识为研究对象，但却不见得一定会受到知识的束缚。在人文研究中，追问真相与意义建构之间是一种平等关系，各有其作用，而不存在价值上的高下之分。关键词：知识考据学阎若璩钱穆：K103文献标识码：A：1000-8705（2015）04-76-81知识性的发掘与梳理这一研究路向，中国古已有之，如目录、版本、校勘、辑佚、钩沉、传注、训诂、成书时代考证和考证等。而这些学问大体又可归入广义的考据学之中。“‘考据’作为一种绵延中国近三千年的传统学术思想与方法，自汉以来得到学者的广泛采用。魏晋时代，形成一种重要的学术理论体系，考据学正式建立。两宋以来，充实了考据的内容与方法。到了清代尤其是乾嘉时期，由于考据从专为经学服务拓展到史学、文学领域，有关考据和考据学的名与实，学术界众说纷纭。”〔1〕基于不同的学术背景和理解需要，各家所论考据学的范围自然不同，有的认为概括学问之全体，无所不包；而有的则将其视为学问之一端，专事名物典制等考辨。在此，笔者讨论的重点不在考据、考据学之名实以及二者之区别，而是将其视为一种求取真相和解决疑难的治学方法来看待的。顾颉刚在《古籍考辨丛刊?序》中对考据学进行了广义和狭义的区分：“考据学”是一门中国土生土长的学问，它的工作范围有广、狭二义：广义的包括音韵、文字、训诂、版本、校勘诸学；狭义的是专指考订历史事实的然否和书籍记载的真伪和时代。总之，它以书籍为主体，要彻底弄明白许多书籍的文字意义和社会意义，来帮助人们?t望历史。考据学这个名词应当改称为“史料学”。史料学的目的，是从资料的和它的真确性以及的时代和它的环境等问题来揭示出每一件资料的本质，认定它是一定的社会环境下的产物，以便人们根据了这样的分析，进一步综合某一时代的资料而得着正确的历史知识。〔2〕顾氏的区分虽是一家之言，但不乏合理之处，他认为“考据学”应当被视为“史料学”，这一说法是很有见地的。因为这样一来，考据便不再只局限于文本内部或研究对象本身，而是将书籍作为出发点，其目的不在于皓首穷经地弄清楚某个字词被解释的历史，而是将资料的和真确性与的时代和所处环境结合起来，共同解释资料的本质，进而在综合某一时代的各方资料之基础上求得正确的历史知识。虽然此种思想在操作上会存在一定的困难，但也算是拓宽了考据的视域。钱穆也不赞同将考据学看得太过狭窄，其认为过分繁琐的考据学“除非特殊环境以内的特殊人物，无法接近，亦无法研究”〔3〕。他在论及近百年来诸儒的读书方法时，较为欣赏曾国藩，就是因其摆脱了传统考据学的束缚，而又能恰当地吸取考据学之长处。曾氏论考据学渊源，分杜马、许郑为两派，以顾秦接杜马，以二王接许郑，将考据学范围放大，更是一种绝大见识，为乾嘉诸儒所未逮。当知乾嘉学之锢蔽，正为把考据范围看狭了，专侧重在许、郑一边。于是他们的学术路径，便不期而然的趋向到校勘、训诂方面去。极其所至，二王遂成为此一方面成绩之最高表现。现在曾氏把考据范围放宽了，又特为辟出杜、马一路直到顾炎武与秦蕙田，那便在经学之外扩开了史学，于校勘、训诂之外，辟出了典章、制度。至少这样一来，更与陈澧所举“于世有用”的一目标上，更易接近了。而陈澧《东塾读书记》的价值，所以不免稍逊于顾炎武之《日知录》者，其主要关键亦在此。所以曾氏在考据学路上特提杜、马两人，实在是深具意义的。〔4〕从上述两则引文可以看出，顾、钱二人对于考据学之广、狭的界定并不相同，但都承认了考据学可以包含丰富的内容和方法。钱先生认为经学上之问题，同时即为史学上之问题〔5〕，并认为汉代博士经生古文经学与今文经学之争并非学术之争，而实则“争利禄，争立官与博士弟子”，其实质仍“在于政治之权势，在上者之意旨，不脱秦人政学合一之遗毒，非学术思想本身之进化”〔6〕。钱先生还从学问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