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共产党创立的历史背景和经验作者:拒绝奴化标签：社会2011-03-2701:43星期日晴【好吧，我承认也写过一些铁定不会被和谐的文字，很真诚的写过】中国共产党建立至今已经90年了，这个90年正和中国大变革和大转折关键的百年重合。中国共产党初创之日，正值帝国主义势力日益成为统治中国的决定力量之时，中国封建势力同帝国主义侵略势力互相勾结，成为帝国主义奴役近代中国社会的基础。民国初年的政体探索难以找到独立思维和抉择的空间，而中国共产党在成立最初的20年中不断探索的正是一条如何用一种适合中国文化和国情特色的执政理论来建立全新政体的道路；此外，传统的乡村经济体制被工业化链条下的倾销手段摧毁之后，在半殖民地夹缝中诞生的全新产业阶级则为中国共产党的发展壮大提供了天然的保障。彼时彼刻，旧的制度在暴力革命的声浪中轰然崩溃，新的秩序在孙文等革命者殚精竭虑的经营下正逐步建立，但依然面临巨大的阻力。从政治层面来看，辛亥革命的胜利并未在实质上打破封建旧制，以袁世凯为代表的旧封建旧臣坐拥平定全国的军事实力，是革命党无奈中必须依附或争取的对象，袁氏掌权当国之后遂更改宪法，试图实现永不退休的终身制总统，甚至不惮于脱掉共和的外衣回归世袭帝制，关于政治体制的争论在民国成立的最初十年内从未停止过，其中不可避免的夹杂着外国列强的影响，这些影响又伴随着日俄对满蒙的瓜分企图、英国对西藏的割裂企图、日军在攻占胶州湾以后对山东的窥伺等，革命的成果苟活在列强势力的危险均衡中，只能沿着旧制的惯性前行，在政体方面所谓的革新也更多的只是逢迎列强的侵略需求，同时均衡国内各大派别的势力，比如“辛亥前后革命党人所追求的原是个美国模式的总统制。但是在孙、袁交递时，革命党人（尤其是宋教仁），怕新总统袁世凯弄权，在《临时约法》里，乃把总统制改为内阁制。”（唐德刚，2004）。可见在选择政体时所参考的依据相当狭隘，而且最终也没能阻止袁氏的帝制闹剧。另一方面，孙文发起的讨袁运动无意中加剧了地方实力派的角斗，许多地方军阀以反袁的名义纷纷独立，这反而成就了军阀割据的局面。袁世凯死后，列强失去了共同的代理工具，开始寻求并扶植新的代理人，由此形成的大小军阀代表了大地主、大资产阶级以及海外的不同势力的利益，互相牵制、各霸一方，横征暴敛、祸国殃民，内战连年不断，给人民造成了无穷的灾难（张宪文，1985）。中国之文化土壤与西方不同，20世纪初的社会精英试图通过全盘或接近全盘式的学习西方政体来改良中国社会，多半以失败而告终。比如，区域高度自治的政体在美国就行得通，美国以“独立宣言”立国，其中着重宣扬人性自由和权利的重要性，州与联邦之间的关系是“分离且自由”的，各州的经济、司法等事务均高度自治，一个区域的人们按照他们之间的契约，相互协调一个共存的自由生活，如果愿意，各个区域可以自愿的通过协商和妥协，达成一个契约联合在一起，这样的联合并不妨碍他们的自由，充分区域自治的原则，就是这样产生的。这也使得分治原则下的联邦政府看似权力松散，却足以维系国家的统一并使其日益强大。他们所依赖的正是自由和不干涉区域自由前提下的互利共存（林达，1996）。但是，这样的制度如果照搬到中国，则会出问题。中央集权应该是最适合中国政治文化传统的一种模式，这也应该是不断吸取历史教训的结果，纵观中国历史，凡是地方势力得不到有效制约和控制的时期，必然是军阀割据，战乱纷争的时代，中国自宋以后逐渐意识到中央集权的重要性，藩镇的独大必须加以遏制，到明朝更是将中央集权发挥到极致，乃至于影响了正常的发展，尽管如此，集权导致的发展阻滞换来的是农业帝国长期的稳定和繁荣。民国时期的军阀割据再一次提醒人们，区域自治终究是行不通的，只会让国家愈发的混乱。地方势力难以均衡的问题一直延续到蒋介石执政时期，并且可能是其最终垮台的一个重要原因。由此可见，中国共产党诞生在近代政---本文来源于网络，仅供参考，勿照抄，如有侵权请联系删除---治探索的最初阶段，当对西方政体亦步亦趋的简单模仿遭遇失败之后，一种全新的治国理论呼之欲出，而马克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