刑法方法论的中国意义近年来的中国刑法学研究，在很多方面取得了重大进展。但是，从刑法方___的角度看，某些带有共性的认识偏差也令人担忧，择其要者，大致有：(1)不少学者认为，刑法理论没有必要搞得很繁琐，体系化、精巧化的努力在中国并不需要，理论越简洁越好，能解决当前的个案，“见招拆招”或者好用就行;对于过去理论上约定俗成的说法，因为已经被广泛接受，也最好不要再去“挑毛病”;理论如果只解决极罕见问题，其意义极为有限。(2)理论和实务之间要有一一对应的关系，否则，理论探索就是不成功的。而在某些学者眼中的考虑司法实务，实际上就是要接受刑事司法上主观要件优先的做法。只要定罪量刑的结论大致差不多，论证过程、刑法方法如何并不重要。(3)对刑法解释，一定要尊重立法原意，考虑法条的沿革;要从形式刑法观出发，在此之外的解释，即便在理论上说得通，也是值得质疑的。应该说，上述诸方面的认识或多或少地都与刑法基本立场、刑法方___有关。第一种认识涉及刑法学的体系化思考是否重要的问题;第二种认识涉及刑法基本立场是坚持客观主义还是主观主义的问题，同时还涉及刑法理论在方___上如何回应实践的呼吁问题;第三种认识涉及刑法的客观解释和价值判断问题。对这些问题如不好好解决，中国刑法学的发展在很大程度上会受到制约。首先，必须充分认识刑法方___的重要性。从刑法思想史看，没有方___的转变就没有刑法学的整体发展。古典刑法理论之所以能够影响欧洲数百年时间，与其方___上的转变有很大关系。例如，“近代刑法学之父”费尔巴哈的心理强制说在方___上的独特之处就是借用了同时期的古典经济学方___，将“经济人”、交易概念借用到刑法上就是：犯罪人是会算计的“理性人”，犯罪及惩罚都如同一场“交易”。由于刑罚是犯罪人用其行为换取的等价物，犯罪和刑罚之间就必须具有等价关系，从而保障个人自由，限制刑罚权的发动([日]平野龙一：《刑法总论》，有斐阁1972年版，第7页)。刑法学新派的很多结论(特别是龙勃罗梭的天生犯罪人论)，在今天看来是有问题的。但是，其实证主义方___上的探索以及对危险个体、刑罚目的的强调等，都令人耳目一新。此外，目前影响主要大陆法系国家的阶层式犯罪论体系的形成、发展和变化背后，受哲学思想、社会学思想以及社会思潮的深刻影响，也是方___转变的产物：古典犯罪论体系以实证主义哲学为基础;新古典犯罪论体系深受新康德主义价值哲学的影响;目的行为论犯罪论体系则建立在现象学和本体论的基础上([德]克劳斯·罗克辛：《德国刑法学总论》第1卷，王世洲译，法律出版社xx年版，第123页)。因此，没有方___的转变，没有刑法学对哲学、社会科学若干前沿思想的汲取，犯罪论体系的发展难以想象。我们今天可能易于表态赞成或者___哪一种犯罪论体系，但是，对基于何种知识背景、方___来做这种表态，则是经常被忽略的问题。每一个刑事案件，都一定有其特殊的地方，处理案件的司法人员受教育背景、兴趣、生活经历不同，影响案件的其他外在因素不同，对大致相同的案件，在定性量刑上也可能存在很大差别。但是，如果差别是根本性的，刑法思维就可能存在偏差，就可能导致思维的一贯性受到动摇。要确保适用法律公平，就必须在刑法立法明确之外，有合理的刑法方___、理论体系来确保思维的一贯性。刑法方___运用的最大成果是形成和发展了犯罪论体系。而19世纪末发源于德国的阶层性犯罪论体系，研究行为构成犯罪的最起码的条件，以及这些条件的实质内容、判断顺序和内在相互关系，为司法人员认定犯罪提供了指引，能够最大限度地防止司法上出现错误。刑法客观主义是基本立场，也是方___。刑法客观主义是要确立行为违法的一般标准。这一标准是外在的，它们的适用不以行为人对其所作所为的自我判断是否正确为前提，其只关心行为而不是行为人。刑法客观主义的要求至少有三点：(1)强调客观构成要件绝对重要的观念;(2)必须先客观后主观;(3)尽可能将传统上对主观要素的判断还原为对客观要素的判断。但是，在___的刑法学研究中，大量存在与刑法客观主义相抵触的论证，如对客观上没有法益侵害，但存在主观恶性的行为定罪;行为人的主观恶性和人身危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