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儒林外史》的思想内容吴敬梓生活在清政权已趋稳固的时代，随着王朝在军事政治上的步步取得成功，它的文化统制的毒害也愈来愈深。文士们醉心举业，八股文之外，百不经意。吴敬梓十分憎恶当时士子的热中科名，以及由此而形成的社会风气，把希望寄于落拓不得意的文士和自食其力的劳动人民。怀着这种心情，他写出了这部卓绝的讽刺小说《儒林外史》。《儒林外史》共五十五回，现存最早的卧闲草堂刻本，共五十六回，末回乃后人伪作（见金和《儒林外史跋》）。书中人物，大都有当时真人真事做影子，为避免清代统治阶级的迫害，作者故意把故事背景说成明代。闲斋老人的《儒林外史序》说：其书以功名富贵为一篇之骨。有心艳功名富贵而媚人下人者；有倚仗功名富贵而骄人傲人者；有假托无意功名富贵，自以为高，被人看破耻笑者；终乃以辞却功名富贵，品地最上一层为中流砥柱。这段话说明了小说的主题。作品正是以反对科举和功名富贵为中心并旁及当时官僚制度、人伦关系以至整个社会风尚的。作者在楔子中塑造了元末诗人王冕的形象来“敷陈大义”，“隐括全文”，并作为自己理想的楷模和臧否人物的标准。王冕出身田家，天文地理经史上的大学问无不精通；而又安于贫贱，以卖画为生，不与权贵相与。作者通过他的嘴，抨击了科举制度，“这个法却定的不好，将来读书人既有此一条荣身之路，把那文行出处都看轻了”。在作者看来，文士们只有象王冕那样讲求“文行出处”，才能免于“功名富贵”的牢笼，堪称“品地最上一层”。这在当时是具有一定的批判意义的。作品一开始就通过周进、范进中举前后的悲喜剧，揭示了科举制度是怎样腐蚀着文士的心灵，以及士子们热中科举的原因。六十多岁的周进，因未曾进学，不得不卑躬屈节，忍受着新进学的梅三相公的嘲笑；还替前科新中的王举人扫了一早晨“鸡骨头、鸭翅膀、鱼刺、瓜子壳”。后来连教馆之职也失去了，只得给商人记帐。当他一见贡院号板，就禁不住万感俱发，一头撞去，哭得死去活来。而当商人们答应替他捐个监生时，他竟爬到地上磕头说：“若得如此，便是重生父母，我周进变驴变马，也要报效!”范进也是个连考二十余次不取的老童生，发榜那天，家里没有早饭米，只得抱了正在下蛋的母鸡到集上去卖。听到中举的消息后，他起初不敢相信，既而“拍着手大笑道：‘噫!好!我中了!’”欢喜得发了疯。直到挨了丈人胡屠户的耳光之后才清醒过来。从此他就“平步登天”，有许多人来奉承他，不到两三个月，田产房屋、奴仆丫鬟都有了。由此可见，士子们的热中科举，不过是为了爬上统治阶级地位，升官发财，骑在人民头上，作威作福。臧蓼斋说他为什么要拚命花钱补个廪生时道：“廪生，一来中的多，中了就做官。就是不中，十几年贡了，朝廷试过，就是去做知县推官，穿螺蛳结底的靴，1坐堂、洒签、打人”。也清楚表明了这一点。科举既然成了读书人猎取功名富贵的唯一手段，八股文自然就成了文章的正宗。作品中的马二先生甚至迷信八股到这样的程度，他说：“举业二字是从古至今人人必要做的……就是孔夫子在而今，也要念文章、做举业，断不讲那‘言寡尤，行寡悔’的话。何也?就日日讲究‘言寡尤，行寡悔’，那个给你官做?”另一个人物鲁编修认为：“八股文章若做的好，随你做甚么东西，要诗就诗，要赋就赋，都是一鞭一条痕，一掴一掌血；若是八股文章欠讲究，任你做出甚么来都是野狐禅，邪魔外道”。在他的影响下，女儿鲁小姐也在晓妆台畔，刺绣床前，摆满了一部一部的八股文。甚至因丈夫八股“不甚在行”而愁眉泪眼，怨他误了自己终身。匡超人出身贫困，原也还纯洁朴实，用自己的劳动养活父母。自从听了马二先生的“劝导”后，逐渐热中举业，后来得到李知县的赏识，追求功名富贵之心更热切了。为了府考，竟丢下重病的父亲。当他考取秀才后，就在杭州与那批斗方名士鬼混，选文章、骗饭吃。还跟潘三一起，假刻图章，短截公文，设计代考。以后又到京城攀高结贵，抛弃原妻，并恬不知耻地说：“戏文上说的蔡状元招赘牛相府，传为佳话，这又何妨!”就这样，作者通过一连串人物活动，揭示了八股文、科举制度怎样使一些朴实的年青人，逐渐堕落为追求名利的庸人，甚至变成了忘恩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