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经济学方法[1]林毅夫一．总括本文是林毅夫教授在北京大学授课学期末，以与学生对话的方式共同阐述林老师心中研究经济学方法的文章。此书后还收录林老师在不同时期提出的发展经济学经典文章和观点。二．各章重点细述2.1总序林毅夫讲述自己在科研过程中的思路变化：在芝加哥大学经济系的“重视实践，研究本国经济现象”的指导下，回国在国务院国家农村发展研究中心工作后，加深了他对中国农村发展问题的认识。之后伴随改革问题的研究，他从农村扩展到外贸、国企、金融和收入分配等方面。尤其，他研究了与我国改革开放背景较为相似的苏联和东欧，在不同的经济改革方案下产生的不同结果。他得出了一个以“要素禀赋结构、政府发展战略、企业自生能力、产业技术结构内生性、金融结构内生性和政府干预内生性为主要内容，前后逻辑自洽的发展和转型理论体系”。这套理论在解释发展中国家的经济问题时更有说服力。90年代的国际背景是，东欧剧变导致社会主义计划经济崩盘，以美国为首的主流经济学派“华盛顿共识”为代表，对苏联进行了“休克式治疗”，强调市场的作用，认为改革和转型的任务是彻底消除妨碍市场机制发挥作用的制度环境，迅速建立能够让市场机制发挥作用的制度环境。在这样的主流经济学思想中，我国采用的“双轨式”改革显然是不彻底并且是要注定失败的。林毅夫在上述时代和思想背景下开始了对我国改革开放研究，对农村问题的研究很快为主流经济学界所接受，但对于城市改革和发展经验的事实对主流的“华盛顿共识”提出挑战，有孤掌难鸣之感。但事实证明，苏联东欧的经济没有像“华盛顿共识”支持者认为那样，在休克式疗法后迅速经济增长，而我国经济也没有令国民经济崩溃、停滞，反而继续快速增长。因此国外经济学家提出了和“华盛顿共识”相对的“北京共识”。林毅夫认为，任何理论都是来自于提出这个理论的学者对他所观察到的真实社会现象背后因果关系的抽象；任何经济学的理论都是在说明一个决策者如何在所面临的约束条件下作出他认为的最佳选择，而这个最佳选择就是大家所关心的社会现象。[2]因此在不同时代、社会、技术背景下，许多重要的社会经济约束条件会变动或是不同。所谓“淮南为橘，淮北为枳”。中国经济社会发展是全球瞩目的焦点，这是所有在中国从事经济学工作者的福音，不是“外来的和尚会念经”，而是“近水楼台先得月”。---本文来源于网络，仅供参考，勿照抄，如有侵权请联系删除---2.2与林老师对话林毅夫之所以推崇方法论，是抱着一种“野人献曝”的心理。同时，他认为每个人都是理性的，指的就是一个决策者在作决策时，在他的可作选择中，他总是会选择他认为最好的选择。他认为经济学的本体是“理性”，在理性的基础上，每个决策者的约束条件、选择范围和机会成本都不同。所以一直以来，理性是不变的，在不同约束条件下的的决策是不同的。因此一个经济理论，能否解释一种社会现象，是要决定于这个理论成立的限制条件和相关选择的机会成本和要解释的现象所在的社会是否一致。不同社会制度下的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人民的理性是一致的，但是因为所面临的限制条件和机会成本不同，所以在发达国家身上成功的方法在发展中国家身上往往不适用。林毅夫认为，数学在经济学中的应用是数学自身的严谨性会让经济学的模型更加富有逻辑性。要想成为经济学家，必须要有数学基础作为敲门砖，但是一旦进入经济学家俱乐部，则更应该回归到经济学现象本身，很多大师的论文和观点都仅仅包含非常简单的数学。《道德经》第一章就有“道可道，非常道”。任何一个已经讲出来的理论都不是真理本身，这是真理在一定环境条件下的表现形式。“前识者，道之华，而愚之始。”不能将前识者和道之华作为真理，否则就是变得愚笨的开始了。所以要对既有的经济理论怀有“常无”之心，然后在经济现象中观察“常有”。他认为，一个社会中的生产决策都按照要素禀赋所决定的比较优势来选择产业、产品、技术，资本就会得到快速的积累，那么在上一期最佳选择到了下一期就不是最佳的。[3]波普：理论不能被证实，只能被证伪。弗里德曼的假设不相关性：不能以假设的真实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