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田会议决议与党集中统一领导制度奠基《古田会议决议》与党的集中统一领导制度的奠基中国共产党领导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最本质的特征，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最大优势，党是最高政治领导力量。站在今天回望90年前，1929年12月29日红四军第九次党的代表大会通过的《中国共产党红军第四军第九次代表大会决议案》（以下简称《古田会议决议》），对党的领导制度、组织制度、宣传制度、思想政治工作制度等都做了系统的规定，在建立党的集中统一领导制度上发挥了奠基作用，至今仍具有深远影响和当代价值。90年后重温《古田会议决议》，学习与总结古田会议精神，对于落实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精神，坚持和完善党的领导制度体系，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由谁领导、听谁指挥”：古田会议前争论的核心1929年1月，毛泽东、朱德率领红四军主力离开井冈山，向赣南、闽西进军，3月中旬攻占闽西重镇长汀县城，组织成立了福建第一个县级红色政权——长汀县革命委员会，对红军进行了整编，还筹得军饷5万多光洋，解决了几个月来严重困扰部队发展的经济困难。3月底，蒋桂战争爆发，红四军在赣南闽西千里征战，相继解放了江西的兴国、于都、宁都等县，福建的龙岩、永定、上杭等县，为创建赣南闽西革命根据地和红四军的发展壮大提供了坚实基础。毛泽东当年曾写下《清平乐·蒋桂战争》，描绘当时革命态势迅速发展的情形：“风云突变，军阀重开战。洒向人间都是怨，一枕黄粱再现。红旗越过汀江，直下龙岩上杭。收拾金瓯一片，分田分地真忙。”就在战场一片捷报、革命形势日益高涨的时候，一场争论在红四军内部悄然爆发。争论的核心是红四军“由谁领导、听谁指挥”，使得红四军很多干部陷入迷茫之中。5月底，红四军召开前委扩大会议，针对党到底要管什么、管多大范围、前委权力是否过于集中、有无书记专政或家长制倾向等问题展开讨论，争论激烈，但没能达成一致。这时中央派到红四军担任临时军委书记的刘安恭，作出了一项令人意外的举动，他居然召开临时军委会议，决定毛泽东担任书记的前委只讨论行动问题，不要管其他事项。军委是前委的下级机构，下级党委限制上级党委职权、规定上级党委的工作范围，在党内真是闻所未闻。随后，红四军出现了越来越多的不正常状况，比如红四军给中央的报告不经前委书记毛泽东的签字认可就上报，红四军召开作战会议不通知毛泽东参加等，实际上是在脱离党的领导机关前委的领导。---本文来源于网络，仅供参考，勿照抄，如有侵权请联系删除---对红四军内部存在的错误思想，毛泽东在1929年6月14日给第一纵队司令员林彪的一封信中做了归纳分析，他指出，“现在的争论问题，不是个人的和一时的问题”，而是“原则问题”。这些问题主要包括：第一，党的领导权在红四军不能绝对建立起来。第二，把政治和军事对立起来，认为应该是军事领导政治，“司令部对外”，这实际上是单纯军事观点。第三，小团体主义严重。如果不能完全由集体的党领导，红军只是一个好听的名罢了。第四，极端民主化思想。认为“从上而下的民主”就是家长制，认为事无巨细都要交下级讨论后才能作出决定。第五，非组织观点比较严重。少数可以不服从多数，批评不注意政治，喜欢搞个人攻击。第六，纪律意识淡薄。不认为军纪问题是红军的一个很大的政治问题，认为军事纪律破坏一点也没有什么大要紧，等等。毛泽东提出，必须同这些错误思想进行斗争，红四军必须服从党的领导，使之成为一支有别于一切旧军队的人民军队。实际上，不仅红四军存在党的领导不够的问题，地方也存在同样的问题。1929年7月____闽西第一次代表大会通过的政治决议案就指出：“闽西党员数量太少，六县共计不上三千，当然是不足以领导百几十万新发展的群众。兼之党员质量亦不很好，政治水平太低，组织涣散、纪律废弛，去年斗争中干部损失太多，为了这些原因，党的领导力就削弱了，其中最大的缺陷，就是缺乏组织性，简直像一盘散沙。”决议案在党的任务里明确提出，“消灭机会主义、盲动主义的残余，洗刷非无产阶级意识如地方主义、个人主义、极端民主化等”。但是，毛泽东的正确主张不仅没有被多数人理解，反而遭到嘲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