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中国农地产权制度市场化改革的思想障碍“摘要：中国现行的农地产权制度安排是城乡两大利益集团博弈的直接结果。我国9亿农民政治权力弱小又缺少正当权益的法律保障，目前以任何借口阻挠农地私有化改革的企图，都是为了继续维护地方工业发展和城镇化的需要。下一步继续深化农地产权制度市场化改革的最大障碍，除了城市利益集团不轻易放弃廉价占用农地资源的制度性“路径依赖”之外，还长期得到了把持着话语权的政府决策人物和理论界人士的大力支持。其主要观点包括：消灭一切土地私有制、土地集中兼并与农民两极分化、土地的公平与效率、土地的福利化分配与国家粮食安全、土地私有化将会提高基础设施建设成本等。从国家意识形态影响和制约我国农地产权制度创新的视角入手，进一步澄清理论上长期存在的一些认识误区，具有极其重大的现实意义与实践作用。关键词：农地产权；农民私有制；集体所有制；复合型产权结构；国家意识形态其实创建现代的农地产权制度的基础和前提是明晰产权主体。它主要由四项基本制度构成：第一是产权界定制度，第二是产权配置制度，第三是产权运营制度，第四是产权保护制度。其中，产权界定是基础，产权配置是核心，产权运营是手段，产权保护是保障[3]。中国几千年来的农地产权制度，都是以私有制为主导，即全部耕地归属地主和部分农户所有，非耕地一般属于国有不加入产权流动的领域[4]（P96-97）。这种复合型的农地产权结构，包含着一些合理的成分：（1）不管是地主或自耕农的私有土地，还是皇室的国有土地，其产权都是比较清晰的，它具有一定的自我保护功能；（2）国家允许私有土地买卖和转让产权，它具有适度的规模经营流转机制；（3）土地租佃制经营方式给农民提供多种选择的机会，它具有一定的市场竞争激励机制；（4）一般农户迫于人地矛盾压力会适当限制其家庭规模过度的膨胀，它具有一定的人口增长约束机制。（5）公益性土地资源归国家所有，它具有合理利用自然资源的保护机制[1]。马克思曾经指出：“森林是说明这一点的最好例子。只有在森林不归私人所有而归国家管理的情况下，森林的经营才有时在某种程度上适合于全体利益。”[5]（p697）正因为这样，农业合作化以后一部分农村基层干部和农民群众多次冒着”杀头”的政治风险搞”包产到户”试验，就足以证明”农地私有、家庭经营”是中国古代的农耕文明和传统的土地文化一个重要特征。因此“在倒掉洗澡水的时候，一定要注意保护好孩子”。一、坚持农地集体所有制：理论上的一些认识误区与实践中的一波三折然而到20世纪50年代中后期，由于国内外一系列重大历史事件的推动，促使毛泽东的思想意识发生了“急转弯”。他在《关于农业互助合作的两次谈话》中，多次指出：“总路线就是逐步改变生产关系。……在三亩地上‘确保私有’，搞‘四大自由’，结果就是发展少数富农，走资本主义的路。……为什幺法律上又要写呢？法律是说保护私有财产，无‘确保’字样。现在农民卖地，这不好。法律不禁止，但我们要做工作，阻止农民卖地。办法就是合作社。互助组还不能阻止农民卖地，要合作社，要大合作社才行。”[9]（p298-307）于是，从互助组→初级社→高级社→人民公社“这种由具有社会主义萌芽、到具有更多社会主义因素、到完全的社会主义化的发展道路”，从根本上改变了农民的土地私有制。大量的历史事实表明，自然村是乡民共同生产、共同生活的最后界限，超过这一界线便超越了农民正常的心理承受能力[10](p138-139)。我国在经历“三年自然灾害”的严峻考验之后，中共八届十次全会又通过《农村人民公社工作条例修正草案》规定：生产队是人民公社中的基本核算单位。生产队范围内的土地，都归生产队所有。包括社员的自留地、自留山、宅基地等等，一律不准出租和买卖。生产队所有的土地不经过县级以上人民委员会的审查和批准，任何单位和个人都不得占用。这一规定更加明确了生产队的农民集体土地所有权，有利于保持人民公社时期的农地权属稳定。同时，它存在着严重的制度性缺陷：一是预先设置的“农民集体成员权”，使农地集体产权的主体变得模糊不清；二是禁止土地买卖与流转，造成农业劳动生产率不断地下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