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东亚儒家思想史脉络论「经典性」的涵义一、引言在不同的文化传统中，「什么是经典」这个问题各有其不同的答案。关于「经典性」（canonicity）的不同定义具体地说明：各个不同文化传统中的经典，除了经典的共同性质之外，更深具个别地域文化之特色，并受到各地域的历史与文化传统的投影。我们可以说，所谓「经典」或「经典性」常常是在各地域的思想史或文化史脉络中被定义的。本文探讨的中心课题是：在东亚儒家思想史脉络中，「经典性」如何被定义？为了探讨这个问题，我们除了运用儒家涉及经典之特质的直接史料之外，也想从东亚儒者解释经典文本的言论之中，推敲他们心目中经典之所以为经典之特质。二、儒家思想脉络中「经典性」之三个面向从东亚儒家思想脉络来看，「经典性」至少包括三个重要内涵：（1）社会政治的内涵，（2）形上学的内涵，（3）心性论的内涵。我们引用儒者释经的相关言论，依序加以论述。（1）社会政治的内涵：儒家定义下的「经典性」，第一个组成要素就是经典必须具有社会政治的内涵，坐而言可以起而行，致天下于太平。这种特质源自古代中国政教不分之传统，古代贵族以《诗》《书》《礼》《乐》等经书治理国家，统领众庶，所谓「王官学」就是贵族之学。从《左传》记载可见，春秋时代（722-481B.C.）的行人，在外交场合常引用《诗》《书》作为修辞之依据，甚至春秋各国在战事场合中也常引《诗》以证成自己之立场。到了贵族凌夷，「王官学」没落，「百家」之学大兴，民间学者杂然纷起，而孔子（551-479B.C.）尤开其先河。自孔子以降，经典之所以成为经典，最重要的特质就是经典必须通过批导现实世界进而改变世界。孟子（371-289B.C.）可能是最早提出这种看法的哲人，他说：「王者之迹熄而《诗》亡，《诗》亡然后《春秋》作。晋之《乘》，楚之《梼杌》，鲁之《春秋》，一也。其事则齐桓、晋文，其文则史，孔子曰：『其义则丘窃取之矣』」（《孟子‧离娄下》）。孟子认为孔子之所以因鲁史而作《春秋》，乃是为了从史实中求史义，以致天下于太平。这种将经典视为社会政治之宝典的看法，几为汉代人之共识，太史公司马迁（145-86B.C.）解释孔子作《春秋》之意说：孔子知言之不用，道之不行也，是非二百四十二年之中，以为天下仪表，贬天子，退诸侯，讨大夫，以达王事而已矣。子曰：「我欲载之空言，不如见之于行事之深切着明也。」夫《春秋》，上明三王之道，下辨人事之纪，别嫌疑，明是非，定犹豫，善善恶恶，贤贤贱不肖，存亡国，继绝世，补敝起废，王道之大者也。从孟子到司马迁所主张的「经典性」之社会学与政治学内涵，确属言之有据，孔子早就说过：「诵《诗》三百，授之以政，不达；使于四方，不能专对；虽多，亦奚以为？」（《论语‧子路》），从孟子以降许多儒者所定义的作为社会学与政治学的「经典」，确实与孔子的说法互相呼应。经典作为社会政治运作之宝典，在两汉时代不仅是「经典性」的重要定义，更是社会与政治运作的事实。诚如皮锡瑞（鹿门，1850-1908）所说，汉代政治实受经典之主导，「武宣之间，经学大昌，家数未分，纯正不杂，故其学极精而有用。以〈禹贡〉治河，以〈洪范〉察变，以《春秋》决狱，以三百五篇当谏书，治一经得一经之益也。」在两汉时代，五经应用于施政的实例可谓不胜枚举，具体的说明经典的政治学涵义在现实世界中的落实。如果「经典性」是建立在经典的社会政治性之上，那么经典中的「道」就是一种批导并改变现实世界的具体原则与策略，诚如董仲舒（C.179-C.104B.C.）所说：「道者，所繇适于治之路也，仁义礼乐皆其具也。」这种经典中的「道」是彻底的「人道」而不是「天道」，这种「人道」并非不占时间与空间的、作为抽象范畴的形上学之「道」。在这种思想脉络下，汉代人特别重视《春秋》这部经典，实在是理所当然，事所必至。德川时代（1600-1868）的日本儒者也多半从社会性与政治性来定义「经典性」。从十七世纪古学派大师伊藤仁斋（维桢，1627-1705）以降，日本许多儒者都不满朱子（晦庵，1130-1200）在「人道」之上另立「天道」，他们对宋儒之形上学倾向皆特加批判。他们多半主张儒家经典中所谓「道」，就是人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