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周作人绝不能一味称赞而忘其严重堕落发表日期：2009年2月20日出处：文艺理论研究1995/4作者：徐中玉近年来，大谈周作人的贡献与什么什么成绩已出现了很多文章，他的书籍不但重新出版了，有些还分类加以选辑，或辑入有关书籍，到处可见，俨然仍是一位了不得的大家。而对他后来竟落水成为一个无耻汉奸，多数文字完全避而不谈，或只一笔带过，似乎已不算一个严重问题了。最近又看到题为《欢迎小品文》的文章，调子依然，还借来不知何据的鲁迅私下之语竟这样说:“鲁迅先生私下里认为，最优秀的杂文家是周作人。周作人澄明的智慧，老道圆熟的文笔，可以说是炉火纯青了。”“旧学功底的深厚，才作得了‘文抄公’;对现代科学、对古希腊、日本文化的痴迷，才调剂了他科学精神和澄明的理性。”对后来严重堕落了的周作人今天竟还在如此称赞其有什么澄明的智慧和理性，这种怪事难道不值得引起人们深思?过去的读书人会如此偏爱这种人么?周作人在“五四”新文学运动时期是进步文人，早期有其某些成绩，即使后来成了日本侵略者奴化中国的工具，对他这段历史当也不必“以人废言”。但当如何谈，要不要有个“度”，还要不要看到他一生的演变，难道竟可一味吹捧，以为这才客观、科学了，而心安理得?我认为无边无际、过分吹捧他早年如何进步、如何重要之类，会给今天读者一种错误的印象，仿佛周作人当看是一代文学大家，甚至进步思想家。这实际模糊了对一个学者、作家评价上起码应有的界线:爱国的还是国族危急关头为虎作怅的。事实上，周作人早期的进步思想究竟进步到什么程度?他所说的与所做的吻合到什么程度?他在三十年代前后所写的那些所谓冲淡、澄明的文章，是否真可表现他的“反抗性”，说成是对当时软弱顽固统治者的“反抗”?周作人真如他那些表象所示，是一个冲淡、超脱甚至很明智的人?一个人在一生中确会发生各种或不同程度的变化，但后人如细加研究，往往能够发现在其人的变化中，有难变或不变的某些思想品质等东西在。这种东西在后来所处某种环境中某种强大诱因下，发展下去，既或做了些好事，也可能使他铸成大错。有些人怕苦怕累，道貌岸然却意志薄弱，到了抗战后方，得未成汉奸，这种人若留在敌占区便难说。周作人如有决心南下，若去了昆明，便不会落水。我认为对周作人这样的人，重要的是，最需注意研究的是为什么著名的教授与作家如他，后来也甘心为虎作伥?这一演变对他来说究是出于偶然，还是并不都出偶然?他这样堕落，对当时北方甚至整个沦陷地区的文学界、教育界、知识分子中起了怎样极端恶劣的作用?日本侵略者所以要利用他，他所以愿受利用，都有明显的目的。他一向标榜的“闲适”、“冲淡”，似乎与世无争，却一下子投进侵略军的怀抱中去了。“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这道理对他确亦不会例外。如有渊源，表现在哪里，有何证据?为何过去人们难予察觉?多研讨此人的这些问题，比起唠叨不断的过誉来，着实能惩前毖后，有益得多。这当然先要抱有这样的价值观念，还要有细致的研究，才具说服力。我原也积存周作人著书十多种，“文革”期间抄家中都抄走了。因其“晚节”太龌龊，对近年来重新出版的他的书已无兴趣。抗战八年我始终在内地，对因他失节而在沦陷区文教领域起的恶劣作用知道得不具体。但我确很注意这两个问题，觉得至少应为研究这两个问题者提供点材料或信息。最近从《新文学史料》今年第一期上喜读到孙玉蓉同志选注的《周作人致俞平伯书信》和他所写的《试论俞平伯藏<苦雨翁书札>》一文，感到其中有几条材料，虽很零星，却比周作人自己公开发表的文字更真实地表现出了他在日本侵略者侵吞我东北大块国土的“九一八”事变后的某些心迹。我同意孙同志的这几句话:“这些真实思想的存在，与他后来的失足下水以至于走向深渊，都有着必然的联系。”“九一八”事变发生在1931年。周在此前的思想和心声中未必没有也可联系思考的材料，且在他写给别位的书信中也会有，姑不旁及。即就这些信中所流露出来的心迹而言，即可旁证他后来的堕落并非全出偶然。这批致俞平伯信共44封，始于1924年8月9日，终于1932年2月13日，乃“文革”巨劫后幸免焚毁抄灭的材料。这时正紧随“九一八”事变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