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代党人的生死观与士大夫精神摘要：东汉党人、明末党人以道自守、视死如归，铸造了士大夫精神。同时，绝对的殉道忠君也暴露了他们思想的根本局限。关键词：党人；生死观；士大夫精神一东汉党人、明末东林党人均以铲除宦官集团为其鲜明的政治特色,他们因此被宦官诬以“党人”而惨遭迫害,其领袖人物大多死于狱中。生死之际,党人所表现出的气节与风范,确非常人所能为。东汉党人最著名的是陈蕃、李膺、杜密、范滂诸人。陈蕃在第一次党锢之祸既成的肃杀之气中，上书直斥桓帝拘捕党人无异秦之焚书坑儒，极言李膺等人为“死心社稷”之臣，不可囚禁，并自申其志曰：“臣位列台司，忧责深重，不敢尸禄惜生，坐观成败。如蒙采录，使身首分裂，异门而出，所不恨也。”①后与外戚窦武合谋欲尽诛宦官,事泄,情急之下,陈蕃竟以70余岁之身,仅率下属、门生80余人拔刃入宫,与宦官论理,即日为宦官所害。李膺不奏请朝廷即诛杀大宦官张让的弟弟张朔后,在朝堂之上面对桓帝的责难,义正辞严地回答道：张朔虽死,主凶未擒,“特乞留五日,殄元恶,退就鼎镬，始生之愿也”②。他所谓的“元恶”显然指权倾一时的张让。第二次党锢之祸起，大捕党人,乡人劝其逃亡,李膺却说：“事不辞难，罪不逃刑，臣之节也。吾年已六十，死生有命，去将安之？”③于是主动投狱而死。李膺之语，足见其激越之气。然而，党人并不矫情，他们确实是将生死置之度外的。前有秦的焚书坑儒之祸，近有杨震、李固、杜乔等三公与外戚、宦官抗争而最终惨死的事实。李膺等人对政治形势的严酷，以及自己可能遭到的迫害是清楚的。但一腔激情使他们不能自已。驱使他们勇往直前的内在动力是澄清天下之志，以天下是非风教为己任的责任感与使命感。较之东汉党人，明末东林党人生死观的思辨色彩较浓。他们中的不少人长期在书院讲学，著述较多，得以从容论道。东林诸君中以顾宪成的生死观最有代表性。他在《小心斋札记》中阐述其核心思想曰：人有无形生死、有形生死，“人身之生死，有形者也；人心之生死，无形者也。”“人身”与“人心”，实即形体与精神。人若仅以形体之生死为念，则生为徒生，死为徒死，“情欲胜而道义微，不过行尸走肉而已，圣贤见无形之生死，不见有形之生死，故常以无形者为主。道义胜而情义微……固已超然与造物者游矣”④。道义在身，即可超越肉体之生死，追求有价值的道德化的人生。道义与生命相比较，自然是舍生取义。高攀龙解释孔子“朝闻道，夕死可矣”的话曰：“当死便死”，即为道义而献身。他强调：“虽杀身也要成得一个仁才好。不然徒死无益，直如草木耳。”⑤在这种理念的支配下，东林诸君义无反顾地走上了殉道之途。天启五年（1625）杨涟、左光斗等六人下狱。杨涟秉性刚直峻烈，魏忠贤派人刺杀未成，即知将不免于难，但他仍义无反顾地与之抗争。他坚信“人生梦幻，忠义千秋不朽”⑥。其《狱中绝笔》谓：“不悔直节，不惧酷刑，不悲惨死，但令此心毫无奸欺。白日冥冥，于我何有哉！”⑦杨涟等六君子受尽酷刑死于狱中后，次年，又捕高攀龙、周宗建、周顺昌、缪昌期、黄尊素、李应升、周起元七人。高攀龙听到周顺昌已被逮，笑曰：“吾视死如归，今果然矣。”遂投水自尽，缪昌期等人均惨死狱中。高攀龙留下遗书两封，其一为《别友柬》：“仆得从李---本文于网络，仅供参考，勿照抄，如有侵权请联系删除---元礼、范孟博游矣。一生学力到此亦得少力。心如太虚，本无生死，何幻质之足恋乎？”⑧他所为“幻质”与杨涟“人生梦幻”意同。而“心如太虚，本无生死”似有佛教意味。对此，刘宗周认为：“先生之心与道一。尽其道而生，尽其道而死，非佛氏所谓无生死也。”⑨这是符合高攀龙原义的。他是从“一生学问”即儒学中寻求精神动力，而不是从佛教教文中得到解脱。东汉党人“或死或刑数百人”⑩，牵连受迫害者数千人。东林党人仅天启五年左右，下狱而死或遣戍者百余人，受牵连遭迫害者千人以上。人非草木，孰能无情。在酷刑与死亡的威逼下，他们与凡人一样，对亲朋挚友有着无限的依恋，同时对自己终生信奉的道义也不可避免地产生了一些怀疑。尽管史籍中此类史料较少，但我们仍可从中捕捉到党人微妙而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