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可能成为一位中国学人——辛卯年冬月廿九四川大学研究生院演讲高小强四川大学哲学系教授一、引言：我作为学者的最基本立场做一名中国人，尤其一位中国学人，是自然而然与理所当然的吗？至少在现今不是。所以，作为一名学者，我的最基本立场为：我首先是中国人，我有义务忠诚于自己的祖国，尤其自己祖国的历史文化传统，而不能成为异族文化的“买办”、“洋奴”。其次，我是当下国家的国民，尽管我对当局等尚有许多不同的看法，强烈的不满等等，但是我还是应当维护这个国家，我对当局的批评、指责，以我所能推进其改进，都是旨在维护这个国家。甚至“邦有道，危言危行；邦无道，危行言逊”，（《论语·宪问第十四》。）也同样是为了维护它。而不能成为一名卖国者或叛国者！无论何时，倘若当局不公不义，（过去或许是因为革命，因为阶级斗争，或者说是“以斗为利”；现今却是因为GDP，因为经济建设，亦即地道地“以利为利”！）我必反对之，或者是“危行言逊”，而不得丝毫苟且！同时，我还得尽可能地辨析清楚每一事件的前因后果，既不为当局所欺瞒，亦不轻信了传言。不过反对不会是无限度的，限度就在于是否危害到国家。我肯定不会借助任何外部势力，尤其那些别有用心的外部势力来反对当局而危害国家。虽然近世以来中国的国家是由暴力革命建立起来的，其是否符合天命，或者说，是否具有合法性，当容每位国民尤其士人反思之，乃至看能否推进其逐渐吻合天命，而万不可轻言推翻等等。国家关乎每位国民及其家人的生死存亡，关乎每位华人及华裔的荣辱尊严，关乎中华民族的兴盛衰落，所以，我必维护国家。而对于祖国，我惟有无条件地忠诚！德国著名物理学家海森堡在纳粹统治时期不忍离开祖国，德国战败后被捕受审仍然拒绝去美国之邀，而甘愿与民族一道受难。因为他说：要是一个人认为，如果祖国做错了，他就不应该爱她，那是错误的。德意志是生我养我的地方，是我长大成人的地方，她是我童年时的一张张面孔，是我跌倒时把我扶起的那双大手，是鼓起我的勇气支持我前进的那些声音，是和我内心直接对话的那些灵魂。还有前苏联甚至往前在沙俄时代的许多著名文---本文于网络，仅供参考，勿照抄，如有侵权请联系删除---学家、思想者等等，他们亦是宁肯遭受当局的严酷迫害而不肯离开祖国。我想，支配他们的必定是对祖国的忠诚不渝！在华夏历史上此类事例更比比皆是，像古鲁国“和圣”柳下惠直道而事人，三仕三黜，仍不离故国。楚国大诗人屈原宁遭楚王冤屈流放，不离故土，终投江汨罗，与国家一道沉亡。明末清初的大学者王船山、顾炎武等等穷遁山野，亡命天涯而终身不仕异代，不做贰臣。而顾亭林不事二姓，是得力于其嗣母王氏之教。再有，甲申变后学人吴佩韦既哭国恤卒，其妻张氏抚育三子，尝数日不举火。谓诸子曰：“尔等亦知自今以后，饥寒之贤于温饱乎？安之固宜如是也。”长子吴舫翁（云）卒以苦隐终其身。明清易代之际，贤如顾母、吴母者，所在皆有。（参余英时著《方以智晚节考》，93页，北京：三联书店，2004年。）试想想，昔日妇孺皆知忠诚于祖国而维护国家，而今我等五尺须眉的所作所为，慌不择途打破头地往国外钻，还说爱国而国不爱我，奈何！等等，岂不愧煞古人！其实古人之所以能够做到这些，是极大地得益于完善的教育体系，像《礼记·学记》中记载的“古之王者建国君民，敎学为先”，夏商周三代皆“家有塾，党有庠，术有序，国有学”，以及一整套完整的行之有效的教规教法、学规学法，仪礼仪式，等等。（参【清】阮元主持校刻《十三经注疏》，下册，1521-1526页，北京：中华书局，1980年。）而《大学》之“明明德，新民，止于至善”，以及格物、致知、诚意、正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参阅【宋】朱子撰《四书章句集注》，3-13页，北京：中华书局，1983年。）一代又一代的士人因此而被培育，社会亦形成良风懿俗，真可谓“君子学道则爱人，小人学道则易使也”。（《论语·阳货第十七》。）以后中国的教育尤其书院教育就一直秉承与发扬着这样优良的传统，鲜明地体现出价值关怀与知识追求统一的精神，并为此创立了一种十分成熟、完善且不断创新的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