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全球化与中国的大国策略制定摘要：经济全球化是当今国际社会无法回避的问题。随着电子信息技术的迅猛发展，交通运输的更为便捷，以贸易、资本、市场为核心的全球化浪潮席卷世界的每一个角落。中国的改革开放顺应了这一大趋势，因此中国在这一轮浪潮中获益匪浅，成为新一代的“世界工厂”。但是还应该看到，由于历史的种种原因，中国参与国际经济社会管理的经验不足，仅仅是国际规则的观察者、执行者、接受者，国际经济组织（WTO、IMF、WB）的普通成员或新成员；入世谈判没有达成市场经济地位，没有国际生产所必需的资源、能源的协调能力，缺乏国际资本的监管能力。这也意味着一个国家对经济实体进行国际竞争提供公共品不足，经济体系的稳定性较差，而金融体系的脆弱性较大，需要中国政府能够成为国际经济体系的建构者，这也是中国大国策略的内在要求。经济全球化促使各国政府为了吸引投资，增加就业，纷纷放松管制、减少税收，导致国际经济体系风险增大，作为GDP总值名列前茅的中国也需要承担相应的责任。本文从经济全球化对于中国走向现代化大国的意义、交往理性的要求、合作博弈的基本框架三个角度阐述开放条件下中国大国策略的内涵，并提出相关的政策建议。一、经济全球化对中国的挑战（一）经济全球化的一般性问题所谓“全球问题”，是指在发生规模或程度上具有全球性质，威胁到人类的生存和可持续发展，涉及到世界上各民族、国家、地区的根本利益，并需要全人类的共同努力和国际社会的一致行动才能得到有效解决的那些问题。全球问题是客观存在的。对此，国内外大多数学者都是承认的，但他们对全球问题的理解却并不一致。其主要分歧在于对哪些具体问题有资格进入全球问题的认定上以及如何区分各问题之间的主次关系，例如，前罗马俱乐部主席A。佩切伊把全球问题归结为人口增长、社会的差距和分工、社会的不公正等近30个问题构成的总问题;前苏联学者M"M"马克西莫娃则认为全球问题包括核战争的威胁、饥饿、贫困。哈贝马斯较早地就开始关注全球问题了，他曾把资本主义社会分为“自由资本主义时期”和“有组织的资本主义”或“由国家调节的资本主义”两个阶段，他称后者为晚期资本主义社会。对全球问题的关注是他对晚期资本主义分析的重点，在《合法化危机》一书中他对晚期资本主义增长的后果作了这样的分析:“晚期资本主义的高速增长给国际社会带来了许多问题。”“在这里我所说的是对生态平衡的破坏，对人格系统一贯要求的损害(异化)，以及对国际关系所造成的巨大的压力”。在他看来，造成晚期资本主义危机的原因在于“系统”侵入了“生活世界”，人们的交往被扭曲、异化了。他提出的解决方案就是重构理性，建构一种交往理性，也就是主体在平等自由的基础上通过对话达到相互理解和一致，从而实现人们之间交的合理性，实现社会的合理化。建构交往理性以拯救分崩离析的传统理性是哈贝马斯的理想，这也是他的交往行动理论的核心。这一理论一经提出就受到思想界、学术界的高度重视并引起了热烈的讨论。虽然有的学者认为他所提倡的通过“交往理性的重建”和“话语伦理”规范的建立与贯彻来消除当今世界存在的弊病，实现一种“无暴力统治”的社会秩序的理想是一种空想，但是，哈贝马斯几十年一直为自己的理想而努力，他的理论日益受到了世界各国学者的广泛关注和热烈讨论这充分表明了他所倡导的交往理性是有着相当重要理论价值的。---本文于网络，仅供参考，勿照抄，如有侵权请联系删除---（二）中国的问题中国自上个世纪70年代末，在探索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时，就选择了一条争取和平的国际环境来发展自己，又以自身的发展来维护世界和平的道路。这样一条和平崛起的发展道路，也就是和平发展的道路。20多年来，中国的这一历史抉择经受了考验，和平崛起的进程已经开了一个好头，但是还远远没有完成。一个13亿至15亿人口的大国要实现和平崛起，决非易事。特别是在21世纪上半叶，我们既面临“黄金发展期”，又面对“矛盾凸显期”。说矛盾凸显，就经济和社会发展领域而言，带根本性的就是三大挑战：第一个是资源特别是能源的挑战。中国人均资源占有量，在全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