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杜甫《登高》的误读与新解-杨秋荣摘要：通过对《登高》的部分大众化的误读的剖析能还这首“古今七言律诗第一”以真相吗？杜甫的七律《登高》在中国诗歌发展史上占有崇高地位，明代胡应麟推许为“古今七言律诗第一”（《诗薮》），清代杨伦称誉为“杜集七言律诗第一”（《杜诗镜铨》）等，乃是学界共知的。《登高》还是高中语文教科书必选的定篇。但笔者研究发现：对这首诗的解读，不严谨或语焉不详处甚多，于是大胆提出新解，与学界同仁共同探讨。《登高》的创作日期：并非写于重阳节杜诗的注释版本历代皆有。幸运的是，萧涤非主编的《杜甫全集校注》，皇皇十二巨册已经问世了，其中历代关于《登高》有价值的评注都罗列其中。依赖这部大著，参阅其他著述，笔者首先就历代学者对《登高》的解释做一个概要的梳理。毋庸置疑，早在宋代，赵次公在《杜诗先后解》中将杜甫夔州所作五首诗强行合并，改题《九日五首》，该诗成为其第五首，就属于一次学术判断的失误。这一点已为清朝学者石闾居士所指出。原来，九月九日是重阳节，自古有登高的习俗，杜甫此诗既然题目叫“登高”，自然可推断为作于九月九日的重阳节。明末的高棅对这一判断表示认同，在《唐诗品汇》中将《登高》题目改为了《九日登高》。其实，钱谦益早就看出赵次公“九日”之解不通，故又将诗题改为《登高》，明末清初的张溍在《读书堂杜工部诗文集注解》中还对钱谦益的看法表示疑惑：“钱本改此首题为《登高》，何故？首四句概言九日远景，确是夔州九日。”稍晚的仇兆鳌在《杜诗详注》中认同“夔州作”的传统见解，却不赞同九月九日重阳节所作，因此未敢下此断语。虽有邓绍基主张“广德元年梓州作”的别见，也不占主流地位。也就是说，《登高》作于九月九日重阳节，地点是夔州，年份是大历二年，成为了主流学术观点。进入现当代，这个学术错误被一再沿袭。朱东润主编《中国历代文学作品选》：“这诗约代宗大历二年（767）杜甫流寓夔州时重九登高所作。诗中写江边秋景，意境雄浑开阔，惟感伤过甚，结尾处，情调不免低沉。”周勋初主编《唐诗大辞典》：“此诗为重阳节登高所作。”顾青《唐诗三百首》：“此诗作于大历二年秋，杜甫在夔州之时，写客居异乡、重阳登高的观感。”邓魁英、聂石樵《杜甫选集》：“大历二年秋在夔州作。登高：旧时风俗，重阳节有登高之事。”也有注明其创作年份，却未明确是作于重阳节的，在学术界仅占偏席。萧涤非《杜甫诗选注》，未断语写于何年何月何日，仅仅释首联曰：“二句从大处写秋景。”中国社会科学院古代文学研究室《唐诗选注》：“这首诗大约作于唐代宗大历二年的秋天，当时杜甫在夔州。”类似的说法还有。秋天可以分为“初秋”“仲秋”“暮秋”，仅说描写了“秋景”且作于“秋天”，比确定指出“九日”有所进步，但稍显模糊化。个别有识之士明确否定该说法，例如封野的《杜甫夔州诗疏论》就写道：“三、四句进一步强化深秋肃杀景象。”管又清注解的《唐诗三百首》主张：“这首诗通过诗人登高的所见、所闻、所感，描绘了深秋的景象，抒发了诗人半生艰难的身世之感。”都没有强调“九日”或“重阳”的时间节点。奇怪的是，出版于2014年的萧涤非主编的《杜甫全集校注》，仍注明“大历二年九月九日作”，隐去业已出现的学术争议，执拗于传统之旧见，这就很不应该了。倘若对明显的学术分歧视而不见，弃而不录，何谈它的“集大成”呢？萧涤非先生于2007年去世，主编工作由他的弟子接管。看起来，这与他弟子所持的学术观点有关，其观点是恪守通行之说。笔者以为，《登高》不可能作于大历二年的九月九日重阳节，而是作于该年的深秋（或称暮秋、晚秋）。重阳节属于初秋，正是金风送爽的时节，适宜郊游和采摘，故此有“重九登高”的习俗，它与诗中“风急”和“无边落木萧萧下”的景致并不吻合。也许有人说：夔州地处三峡地区，山地多风，故九月九日重阳节也会有“风急”的现象，呈现“无边落木萧萧下”的景致。笔者认为，树木落叶乃是霜降时节的自然现象，怎么可能因为山风刮起就萧萧纷坠呢？如前所述，大历二年的九月九日重阳节，杜甫确实登高了，并写下《九日》等四首诗。《九日》如下：重阳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