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如何打赢世界货币战争blog.sina/s/blog_53c3c3b30100t9x9管仲纪念馆，山东淄博市临淄区齐陵街道办事处北山西村如同两千多年前成书的《黄帝内经》依旧指导着当代中医的实践一样，以《管子》轻重十六篇（加在经言中的《乘马第五》实际还残存十七篇）为核心的中国古典经济思想两千年来也在以隐性或显性的方式指导着中国人的经济生活。因为任何伟大的经典理论都不会随时间而褪色。在中国历史上，从春秋时的管仲、到西汉的桑弘羊，唐代的刘晏，再到北宋的王安石，他们的思想都带上了浓重的“管商之术”色彩。任继亮先生指出，解放初，治理国民党遗留下来的恶性通货膨胀时陈云和他的同志们也用了管子的轻重之术。他说：“关于通过市场对货币与粮食的运作，就可促使价格发生变化，《山国轨》有个说明……以现代经济为例，在1950年前后，我国政府接收蒋政权的烂摊子，蒋管区物价严重膨胀，民不聊生。我们新中国当时采取很多措施，其中对于治理通货膨胀，包括通过货币改革和适当抛售物资、回笼货币的政策，稳定了市场物价，取得非常理想的效果，从根本上改变了币轻万物重的局面。”（任继亮，《〈管子〉经济思想研究——轻重论史话》，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5年，第178页）---本文来源于网络，仅供参考，勿照抄，如有侵权请联系删除---国外有经济学家对当时中国人治理通货膨胀的奇迹大惑不解。他们甚至认为谁能从理论上诠释这一奇迹谁就能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看来瑞典国王要给两千七百年前的管仲颁发诺贝尔经济学奖了！著名经济学家杨培新之子、中国社科院工业经济研究所副研究员杨斌先生曾讲过这样一个故事：建国初期，杨培新作为人民银行首任行长的业务秘书，直接参加了陈云同志领导下的稳定财经工作，当时很短的时间内就把国民党多少年都没有解决的恶性通货膨胀和严重失业问题都治理了，而且在抗美援朝对抗世界头号强国美国的同时，促使新中国的经济获得了高速发展；改革开放的初期，中国面临着数千万知识青年返城的待业困难，还有消费品严重短缺的隐形通货膨胀压力，当时有人主张按照西方货币主义理论紧缩货币供给，为控制通货膨胀不惜加重就业困难，但杨培新却主张适度扩大银行信贷规模促进经济结构调整，通过支持国有企业面向市场扩大消费品生产，迅速繁荣市场并缓解了通货膨胀压力，同时又通过发展生产解决了数千万知青的就业问题。按照西方传统的线性思维和流行的货币主义理论，治理通货膨胀必带来失业，反过来，解决就业问题必然带来通货膨胀，许多西方经济学家都认为同时治理通货膨胀和失业是不可能的。但是新中国建国初期和改革开放初期，恰恰在很困难的情况下做到了这一点，令许多西方著名经济学家也赞叹不已。杨培新在应美国联邦银行邀请访美期间，曾遇到现代货币主义理论的创始人、1976年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弗里德曼（MiltonFriedman），后者对中国治理通货膨胀和失业的成就也非常钦佩，他称倘若谁能解释中国的成功就能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详见《杨斌：不唯洋的“老海归”》，中国城乡金融报，2006年3月17日）当代最成功应用中国古典经济理论的是经济学泰斗薛暮桥。薛暮桥（1904年~2005年），原名雨林，江苏无锡人。他的主要经济思想是1943年至1947年在山东抗日根据地的经济斗争实践中形成的。当时他先后任中共山东分局政策研究室主任、省工商局局长、省政府秘书长兼实业厅厅长。多年以后，在回忆录中薛暮桥深情地写道：“在这一时期经济工作实践中，我对经济科学的一些基本问题、特别是货币、物价问题，逐渐形成了自己的理论观点。我提出的关于抗币的‘物资本位’理论、关于纸币流通条件下物价与货币发行同步变化的规律、关于纸币流通中不是‘劣币驱逐良币’而是‘良币驱逐劣币’的规律、以及通过控制纸币发行进行宏观调控的政策等，都是在实践中形成又反过来对实践起了指导作用。当时。世界上各国货币还都是以金或银为本位，同金银完全脱钩的纸币的流通规律还是经济科学的新问题。我在战争环境和繁忙的工作中，无闲去写专门著作，但在汇编成《山东解放区的经济工作》一书的文件中，多次从工作需要出发予以阐述。并以成功的实践证实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