八国联军为何没有瓜分中国及其始末一、教会与德皇的“老拳”二、义和团的合法化三、“宣战”疑云四、奇祸自取五、保国安民，袁世凯功不可没六、差点成了中国“总统”的李鸿章七、斫开金锁走蛟龙一、教会与德皇的“老拳”在与西方经过一系列的接触和失败后，举国上下不得不承认主权严重受损的事实。“治外法权”和“领事裁判权”使在华洋人成了凌驾于中国法律和官府权威之上的太岁。“领事裁判权”顾名思义，就是对违反了中国法律的该国公民，只能有他们的“领事”按照他们的法律来“裁判”他们。这使得遍布中国各地的外国教会都成了完全不受清廷制约的拥有自己法律的第二政府，受教会庇护的中国教民（仅山东就有3万左右），则也成了不受官府管辖的特权阶级。通常情况下，衙门也不愿轻易去招惹教民，免得多生事端。十九世纪末，在中国的天主教、基督教、沙俄东正教等外籍传教士共有3200多人。至1900年，山东全省108个州县中，已有72个州县有基督教会的活动，设立总堂达27所。山东的天主教、基督教设有教堂共大小1300余处，教士150余人。传教士们甚至扬言“要在中国“每一个山头和每一个山谷中都设立起光辉的十字架”。我们知道，基督教与天主教在历史的各个时期的表现是不同的，中古世纪时代教会很多时候就代表着反面，黑暗、残忍和反科学，他们有时会毫不留情除掉任何异见者，从异教徒到科学家。并因同一宗教的不同派别而爆发无数次的内战。总之不同于现在的基督教和天主教，那时“宽容”这个概念并不很流行。而且19世纪那些来中国传教的传教士也是良莠不齐，大多是神学素质极低的普通神职人员，并非真正为宗教献身的圣徒，并且身上带着当时西方普遍流行的种族优越感和沙文主义。极端者如伯驾牧师甚至扬言：“中国人不服从，就毁灭”。——这话听起来哪点像个圣洁的信徒？其中还混进了不少阴谋家，这些人的作用近乎于间谍，完全没有宗教修养，应愧对于他们的信仰和所侍奉的主与基督。如德国传教士安治泰，早于1896年就怂恿德国瓜分中国。他“激烈地要求政府为教会的利益做一次有力的行动”。当然，事情是要分两面来看的，毛泽东时代过来的中国人，在思维里都有一个定式，那就是看待事物，常常黑白过于分明。因为受斗争哲学影响太深的缘故，肯定的，就极力肯定，完全肯定；反之，则彻底否定，批倒批臭。所以，如果就此彻底否定西方教会和传教士，不是一个实事求是的态度，对传教士和教会也不公平。在那个极权专制的社会里，中央政府和官府衙门向来肆无忌惮地鱼肉百姓惯了从未碰过钉子，但自从教会出现以后，这种无限的权力受到了制约。极权权威被打破，这对一向视封建王权为神圣的中国知识分子及民众也是一个震撼。所以，不可否认，教会当时在中国也起了很多积极和正面的作用，包括对西方文明的传播，以及促进中西方文化的交流等等都是功不可没的。但同样不可否认的是，19世纪在中国的传教士，占大部分的是像伯驾及安治---本文来源于网络，仅供参考，勿照抄，如有侵权请联系删除---泰那样亵渎神明的欺世盗名之徒。上梁不正下梁歪，这种情况导致了当时接受教会洗礼的许多华人基督徒并没得到积极的教化，并且在意外地获得了炯异于其他同胞的特权后，民族的劣根性便充分地体现了出来。其中一个便是教民在普通民众中表现出的那种强烈的优越感，而这却是激起民族主义强烈反弹的很重要的诱因之一。而更多的恶霸无赖也籍着入教来逃避官府的管辖，以教会的特权为掩护为非作歹。如倡导西学的郑应观在当时的奏折上说的，“莠民以教为护符。尝闻作奸犯科讹诈乡愚，欺凌孤弱，占人妻，侵人产，负租项，欠钱粮，包揽官事，击毙平民……”；毓贤的奏折也说，“……迩来，彼教日见鸱张。一经投教，即倚为护符，横行乡里，鱼肉良民，甚至挟制官长，动辄欺人……每因教民肆虐太甚，乡民积怨不平……”；对义和团坚决镇压的袁世凯在奏折中也认为“……东省民教积不相能，推原其故，固由教民之强横，亦多由地方官未能持平办理……教民之气焰益张，良民之激怒愈甚，一旦发作，势同决川。”由此看来，清廷的官员们并非不知事情缘由的，郑、毓、袁三人政治立场不同不过都认为是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