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方孝孺的宗教观念从实质上，方孝孺与宋濂的宗教观念是一致的，即在三教中，儒学为根本。与宋濂“盗跖甚夭，颜子甚寿”之意一样，方孝孺说君子和众人“生与死同”，却又有不同，“生而有益于世、死而无愧于心者为君子”，而不能做到此者则为众人，这就是君子与众人的差别。因此，方孝孺从这个标准来评价生与夭说：“使饮且食焉以养其生，而于世无补，虽有乔松之寿，犹无生也。不能奉天之道，尽人之性，自致其身于无过，虽谈笑而亡犹不得其死也。”这是与宋濂完全相同的说法。方孝孺对于古之君子的看法是：“古君子所以汲汲若不及者，未尝以生死入其心，惟修其可以无媿之道焉耳。天之全以赋我者，吾能全之而弗亏。推之俾明，养之俾成，扩而施之，泽于天下后世，于人之道无所愧。”因此，方孝孺认为，古之君子即使不幸早逝，仍然不妨碍其为君子：“虽不幸而乖于天，迕于人，死于疾病患难，何害其为君子哉？”古之君子之所以值得称扬，是在于能“尽人之道”，不能“尽人之道”，又“欲善其死者”，方孝孺说这是“异端之惑也”。方孝孺指出“异端之徒”的立心行己“大畔于君子”，并批评“异端之徒”说：“视伦理之失，夷然以为宜尔而不怪，其身虽生，其心之亡已久矣，而犹务乎不死。或尸居以求其所谓性命，或饵金石服草木而庶几乎坐化而立亡以预知其死为神，以不困于疾病为高，彼既以此夸炫于世。”不过“异端”又能吸引大量的民众，“愚者惑者又从而慕效之，不知其所云性命者果何道，而预知不困者果何益耶！”这种情况就是方孝孺所说的“异端之惑”吧。方孝孺是在《斥妄》一文中阐明自己的这些观念的，通过将儒学之说与“异端”追求生死的比较，突出“异端”之“妄”：“孔子曰：‘穷理尽性以至于命。’斯圣贤所以为教，而人所当为者也。穷天下之理，而见之于躬行，尽乎三纲六纪，而达之于天道，尧、舜、禹、汤、周公、孔子之所传，人之为人不过学此而已。生者知此而后可生，死者明此而后可死。入乎此则为人，出乎此则为鸟兽，不可毫髪去也。异端者果足以知此乎？其所云性命者，果不异于圣贤之所云乎？其去禽兽果远乎？皆不能然，而惟缓死之求，审如其言，能阅千载而不死，与木石何异，曾何足胜于人而效之耶？况其生死亦与恒人同，其不为疾病所困，而预知其死之期，特寡欲清心使然耳，不足以为异也。苟以隐几而死为异，则植物皆立枯，茍以预知为神，则鸟有知死而哀鸣者。此二物者亦足异耶？”最后，再一次强调自己关于生与死的看法：“故不能尽人道，虽不死而无益，尽人之道虽不得其死，犹不死也。记礼者称孔子将终，曵杖负手而歌。圣人之于生死，宜先知之，然不若是，不害其为圣人也。圣贤之于道，不茍同于人，于迹不茍异于俗。道欲其同则枉己，迹欲其异则骇世，皆非圣人所为也。”最终意在告诫学者“舍圣人不效，而惟异端怪术之师，几何而不陷于禽兽耶！”（《斥妄》，《逊志斋集》卷之六，177-178）方孝孺对不能“尽人之道”的“异端”不仅加以批评，而且持嘲讽的态度。如在《越巫》篇中，叙述一个越地巫人给人驱鬼治病：“越巫自诡善驱鬼物。人病，立坛场，鸣角振铃，跳掷叫呼，为胡旋舞，禳之。病幸已，馔酒食，持其赀去。死则诿以它，故终不自信其术之妄。恒夸人曰：‘我善治鬼鬼，莫敢我抗。’”人将病、死等事皆委之巫，而不思巫之妄。方孝孺接下来以嘲讽的笔调记“恶少年”惩治巫人而至巫死的经过。有“恶少年愠其诞，瞷其夜归，分五六人栖道旁木上，相去各里所”，当巫经过的时候，“下砂石击之”。以驱鬼为业的巫“以为真鬼”，“即旋而角，且角且走，心大骇，首岑岑加重，行不知足所在。稍前，骇颇定，木间砂乱下如初。又旋而角，角不能成音，走愈急。复至前，复如初，手栗气慑不能角，角坠，振其铃，既而铃坠，惟大叫以行。”一旦心有所骇怕，听到“行闻履声及叶鸣谷响”，亦“皆以为鬼号”，边跑边“求救于人甚哀”。半夜终于跑到家，大哭叩门，妻子问其妻原因，巫“舌缩不能言”，只用手指床说：“亟扶我寝，我遇鬼，今死矣。”其妻刚扶他到床，巫就因为惊吓过度而死。方孝孺嘲笑说：“巫---本文来源于网络，仅供参考，勿照抄，如有侵权请联系删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