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的民主、法治与治理江雨关于民主争论的误区进入新世纪以来，关于政治体制改革－尤其是中国是否及如何进行民主化－的争论在中国渐渐升温，在近两年更是达到了一个小高潮。这主要是由于几个相互关联的的原因：第一，信息的传播与交流在全球化与中国改革开放的大环境下日益难以被官方控制。第二，社会矛盾日渐加剧并且可见度越来越高，刺激了有公共话语表达能力的社会精英人士（主要是知识分子以及某些官员）的危机感和责任感。第三，必须承认的是，新一届政府在许多问题上表现出的开明和亲民姿态使得许多人自然而然地对国家政治生活的变革产生了一种合理期待，也使另外一些人产生了焦虑，从而也激发了他们各自的参与意识。政改的核心问题之一当然是中国是否需要及如何进行民主化。曾经很长一段时间，这方面的理论争辩主要存在于坚守执政党意识形态的官方学者与信奉自由主义思想的其他学者之间。然而现阶段的一个有意思的现象是，一批本身属于“民间”的学者（其中某些人居于海外或是在海外留过学）自发加入了战团，以一种更合乎西方思维和逻辑话语体系的方式对西式民主进行了反思，在某种程度上得出了和官方学者接近或是同样的结论，而在某些方面甚至表现得比官方学者更为激进。（为了论述的方便，本文将这类学者称为“同情官方学者”）。虽然得到无比强大的宣传机器的支持，官方理论依然难以争取到多数信众。这不仅是因为其语言的枯燥，更重要的是因为概念界定与逻辑论述上缺乏说服力，---本文来源于网络，仅供参考，勿照抄，如有侵权请联系删除---这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第一，将“协商”视为民主的充分条件，认为协商可以取代选举民主，在逻辑上有偷换概念的嫌疑。第二，将执政党得领导地位作为实现民主的前提而不是民主选举的结果，又陷入了逻辑上自相矛盾的境地。第三，将民主的标准抽象地界定为是否反映“最广大人民的意愿”，却拒绝自由直接选举和公投这些检验民意的最有效方式，逻辑上也难以自圆其说。然而在许多同情官方学者看来，官方话语在逻辑上的缺陷并不必然导致其结论的谬误。以一种相对完善的逻辑，加上针对民主理论和实践的深入的批判以及较为新颖的语言，这些学者认为中国在可预见的将来都不应该实现西方式的民主。批判民主的论点主要有以下几个：一，民主本身并不是人们通常认为的那样无所不包，它的内容和作用都有限，既不一定促进经济发展，也解决不了腐败等社会问题；二，民主本质上是一种“多数决定”体制，而多数民众又易被利益集团所操纵，导致民主天然地倾向强权，不能够保证政治平等和个人自由；三，民主在许多国家和地区，如泰国、菲律宾、台湾、许多拉丁美洲国家以及大多数的非洲国家的失败说明，对特定国家（如中国来说），西式民主不一定适合国情，甚至可能是有害的。四，一系列非民主国家（中国、新加坡等）的经济成功，说明民主的替代体制可能更好更能够强国富民。此外，许多即使是认可民主的学者，也同意说现阶段中国不可以立即民主化，因为公民素质尚未提升到可以民主参政的程度。毫无疑问，在主张尽快实现普选民主的自由主义学者看来，上述“反民主”的观点有其根本缺陷，首先在与它放大了民主的缺点，却无视民主的种种制度上的好处，并且错误地将民主简化为权力争夺的手段和游戏。另外，民主代表一种普世价值，民主化等同于“西化”是一种错误的理解。然而在批判这些观点时，民主的支持者可以说完全犯了同样严重的逻辑推论错误。在多数情况下，民主支持者将民主提升到类似一种宗教信仰的不容置疑的---本文来源于网络，仅供参考，勿照抄，如有侵权请联系删除---地位，把本来应该是支持民主的论证变成了强加于人的民主说教，实际上给人一种“民主思想专制”的印象，这本质上和反民主理论的“强词夺理”并无区别。在其他情况下，民主支持者以正确地指出专制或威权政体的种种问题和缺陷为满足，虽实现了和反对者的互相指责对骂，却不能够证明他们自己的主张更好。比如，固然泰国、菲律宾和台湾的贪腐与社会动荡不能反证专制政体更好，日本和韩国社会的相对成功却也不能用来说明民主体制更优胜。民主反对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