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学人】中国私有化评述-被束缚的资本主义和其他地方的公司一样，中国的公司在私营的情况下表现最好。但是在中国，国家的幽灵从未远去1992年的诸城和顺德---一个位于北京的南边、一个位于香港的北边----即使按照最严格的标准，也称得上是极端贫困了。市属企业处在破产边缘，而它们的破产继而会导致整个城市破产。山东诸城之所以为人所知，是因为它是毛泽东第四任妻子、转制而教条的江青的故乡（江青于1991年死在狱中）。这个城市2/3的财政收入都被企业的亏损吞噬了。而位于广东省的顺德市，此时也是负债累累。与此同时，北京当局正为这个国家摇摇欲坠的银行系统伤透脑筋：巨额的不良贷款已经把它逼到了崩溃的边缘。在中央政府的默许下，诸城和顺德开始摆脱教条、古法以及施行了40年的失败政策，开始探索一条更好的出路。1993年，大权在握的国务院批准了诸城和顺德提交的措辞谨慎的方案，这两个城市开始了它们的“改制”之路（改制是指改变现有制度并引入多样化的所有权结构）。更简单的表述就是：它们开始将私有化下辖的国有企业。只是，对于这种私有化的表述，中国政府至今不愿明说。诸城和顺德开始了这个国家改变国家-企业关系的初次尝试。如果江青还在的话，恐怕是断然不会同意的。起初，顺德和诸城将公司转交给现有的职工。1997年，抢在国家政策松动前，它们开始将公司直接卖给现有的管理层。这样做的结果工商业寻迅猛发展，这种大发展在顺德尤为明显：顺德当地两家企业在这个改制的过程中脱颖而出--一家原来的瓶盖加工厂和一家原来的鸭绒贸易公司现在已经步入了世界上最大的家电企业之列，它们分别是美的和格兰仕。大量的厂房像野花一样盛开在原来的稻田和渔场之上。改制带来的成功迹象导致了公司产权方面政策的松动。1995年，国务院施行了“抓大放小”政策（Retainthelarge,releasethesmall）。1997年，国务院批准将企业所有权从中央政府让渡到地方政府，这样做的意图很明确，就是要加速私有化进程。这一系列的改变为朱镕基总理在90年代后期重塑中国经济的巨大努力奠定了基础。从短期看，朱镕基总理关停了成千上万家国有企业、打破了多数城市民众赖以维持生存水准的铁饭碗（ironricebowl），旨在唤醒沉睡中的中国经济。1995到2001年间，国有和国控的企业数量从120万家减少到46万8千家；城市中国有部门的工作岗位减少了3600万个、使城市就业率从59%跌落到32%。从长期看，越来越多的企业卷入到这场私有化进程中，而私有化的方式也在不断改变着。这个过程中，一些企业转型抑或倒闭、另一些企业建立，这背后都隐约可以看到政府的身影。其结果就是无休止的关于激励与结构的实验。在一个2004年才把私有财产纳入宪法保护、且至今对生产资料所有制没有明确界定的国家，私有化仍旧是一个棘手的话题。许多完全私有的企业还是在这种不确定的环境中迅---本文来源于网络，仅供参考，勿照抄，如有侵权请联系删除---速发展着，但同时也尽力让自己淡出公众的视线。与此同时，中国各种各样的私有化实验造就了几类企业，它们至今仍与政府存在着千丝万缕的联系。私有化的分类第一类私有化企业由银行、交通、能源和电信服务提供商构成，这些企业在某种程度上仍旧类似于政府的部委。麦肯锡公司中国区总裁GrodonOrr把将此称作现代国家控制企业（state-controlledcompany）的1.0版。尽管这些巨型企业在国际上饱受瞩目，但它们仅占所有私有化企业的1%。相比这些关键行业，政府和其他行业中企业的关系则显得更加间接和微妙。第二类私有化企业是那些由私有企业（通常是外资）和政府所支持的企业组成的合资企业。在第三类私有化企业中，私人资本占据了绝大部分的产权，但是政府在其中仍旧通过某种方式保持了影响力。最近，另一类私有化企业出现了，在此过程中政府扮演了风险投资人的角色：地方政府投资到或直接创建私募基金来支持那些有望给政府带来就业机会和财务回报的公司。与最初的庞然大物相比，现在的这些企业虽然规模依旧很大，但终归已经成为常规的企业了。它们纷纷进行结构和资本的重组，并重新命名自己的品牌。它们权益资本的一部分被卖给了公众，并在资本市场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