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市界面下的回族传统文化与现代化杨文炯城市化是现代化的必由之路,在城市社会大变革的背景下,对回族穆斯林社区的地缘、社缘变迁的研究为我们认识回族传统文化及其现代化这个重大命题,提供了一个可视的界面。一、城市回族社区的变迁:以变应变中的互动与重构社会学家安布罗斯·金和K.Y.钱在研究社区时提出三个分析尺度:第一是物质尺度即社区是一个有明确边界的地理区域;第二是社会尺度即在该区域内生活的居民在一定程度上进行沟通和互动;第三是心理尺度即这些居民有共存感、从属感和认同感。这三个分析尺度对于我们研究城市回族社区的变迁同样具有意义,但需要补充的是城市社会中的社区变迁往往是在与城市大社会变迁的互动中发生的,社区的社会尺度的变迁还应包括社区人的心理观念、价值取向的变迁。在本文中将物质尺度的变迁称为社区的地缘变迁,社会尺度的变迁和心理尺度的变迁统称为社区的社缘变迁。回族是我国城市化程度最高的民族之一,也是城市社会中最为典型的聚居型少数民族——“围寺而居”形成都市社会中的“飞地”。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都市社会的大变革推动着回族穆斯林社区的迅速变迁,在城市社会的镜像中我们看到,这种变迁漂浮在城市现代化的急流中呈现出自身难主沉浮而又不能随波逐流的艰难选择——传统与现代化、现代化与汉化、现代化与西化,这似乎是作为都市弱势群体(仅指数量上)及其以民间文化样式存在着的小文本传统所注定的命运。在这个充满张力、无序、解构、调适、重组的变迁过程中,我们同样看到变迁中的都市回族社区正在以变应变中寻找着自身在流动的城市社会中的重新定位。首先,从回族社区的地缘变迁来看。改革开放以来,市场经济的发展促动了我国计划经济体制下塑造的城市职能由传统的以政治为中心向以经济为中心的转移,原有的以政治—权力结构为中心的城市布局、城市规划已无法适应新的社会发展。因此,近20年来我国各级城市的改建、扩建、重新规划是最引人注目的,由此导致的城市社区地缘变迁成为普遍现象。正如我们看到的在整个城市地缘变迁过程中无数个街坊邻居的熟人世界分崩离析一样,回族穆斯林传统定局模式的变迁也是这个正在隐退的熟人世界的一部分。从聚居型社区走向散居型社区已成为城市回族穆斯林族群社区地缘变迁的必然趋向,社区地缘边界的消逝和开放使传统文化完全裸露在八面来风的城市社会中,带来了回族穆斯林与都市社会的进一步整合。Jamaat既是传统文化传承的“载体”,又是文化存在的传统方式。Jamaat地缘变迁的走势不仅意味着这一“载体”的日益弱化,而且也暗示着文化存在方式的演替。前者预示着“山雨欲来风满楼”的文化危机,后者表明精神社区可能将成为都市社会回族穆斯林存在的新方式。它也进一步提示城市回族不得不直面散居的考验,同时提出的问题是城市回族能否经得住散居的考验?笔者在银川市某住宅小区调查,该小区共居住有8家回族,他们在长达7年的小区生活中竟毫不相识,使笔者感受到散居后的“陌生”对族群认同的威胁以及那个原有的街坊邻居的熟人世界解体后如何建构新的族群认同的网络,关键的问题在于社区心理尺度上人们是否还有寻求认同与归属的意识。其二,从回族社区Jamaat社缘变迁的微观方面——家庭变迁及族群心理变化来看。作为社会细胞的家庭变迁似乎成为回族社区地缘变迁与社缘变迁的缩影与象征。正如社会学研究所揭示的那样,“在一个国家迈向现代化的过程中,必然伴随的变化是家庭制度向夫妇式家庭制度某种类型的转化”[3]。都市中的回族家庭也正发生着类似社区地缘变迁的裂变——由扩大式家庭向核心式家庭的演变。据笔者调查,在宁夏回族自治区的银川市,回族核心家庭已占回族家庭总数的81%;在兰州市回族核心家庭已占67.54%;在西安市回族核心家庭已占68%。对于传统的回族社区而言,家庭是回族文化传承的主要载体之一。从社会学的视角看,扩大式家庭比核心式家庭更利于传统的保持。对于日益核心化的回族家庭来说,更不利于传统文化的保持和传承,它既没有多代的联合家庭的那种传统文化氛围,又没有可资小孩在潜移默化的家庭教育中学习传统知识的模仿对象(如家庭中的爷爷、奶奶),加之家庭教育、社区教育与学校教育在传统知识上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