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权威主义不合乎中国：以袁世凯为例袁世凯在近代中国历史进程中，袁世凯无疑是一个最值得关注的人物。当中国处在从帝制走向共和的转型时期，袁世凯确实一度起到过桥梁、纽带作用，与其他领袖一起引领中国平稳过渡，既有效避免了欧洲政治革命比如法国大革命那样的血腥与残酷，避免了战争与混乱，相对平和地确立了民主共和制度。袁世凯本可以成为中国历史上为数不多的杰出政治家，本可以成为他曾期待成为的“中国华盛顿”，然而由于一念之差，由于传统帝王观念、威权主义、英雄主义深刻影响，由于错综复杂的现实环境，袁世凯在生命最后岁月竟然与世界潮流逆行，上演了一出复辟闹剧。他原本可以辉煌灿烂的一生顿然失色，原本可以名垂青史的美谥立马变为遗臭万年。这是袁世凯个人的悲剧，也是近代中国的重大遗憾。武昌起义爆发后，赋闲三年的袁世凯重出江湖，南北议和，清廷退位，民国建立，袁世凯出任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中国现代化出现重大转机，人们普遍认为中国在排除了清廷这个政治上的保守势力，一定会大踏步前进。在袁世凯就任临时大总统第一年，他对民主共和的理解当然相当有限，正像许多研究者所说，他此时只是一个“有限的共和主义者”，他并没有像孙中山、黄兴等南方革命党人那样，将民主共和作为一种原则，他虽然具有一些共和主义的思想，但他毕竟来自传统营垒，还不是一个完全意义上的共和主义者。不过，也正像孙中山1912年很多时候推崇袁世凯所说，正是袁世凯这种新旧杂拌特征，使袁世凯具有他人所不具有的优势：有肩膀有担当，头脑亦清楚，见天下事均能明澈，思想---本文来源于网络，仅供参考，勿照抄，如有侵权请联系删除---很新，做事又能有旧手腕，新旧并用，故而在当时最合乎中国政治需要，因为那时的中国全新全旧，均不合时宜。新旧杂拌的袁世凯合乎当时中国需要，新旧两派都对袁世凯出任临时大总统给予相当支持。在民国元年、二年，孙中山不止一次劝说革命党人，以为政治上的革命已经结束，此后中国应集中精力于社会革命、经济发展。孙中山对袁世凯的信任是真诚的，但由于还有许多人对袁世凯可能会溢出民主轨道心怀疑虑，所以南京临时政府在结束前还是通过了一个《临时约法》，规定临时大总统公布的法律及人事任免案等，都必须由国务员副署方才生效，希望从制度层面约束袁世凯的行动，防止袁世凯脱离民主共和轨道，走向个人独裁。《临时约法》对于革命党人和新成立的中华民国来说，具有非常浓厚的象征意义，因为尽管这个法律可能还有种种不完善，但革命党人依然将之视为中华民国存在的象征。只有从这个意义上才能理解孙中山既然对《临时约法》有点不满，却又在后来起而拥护的根本原因。对于孙中山、革命党人这个心态，袁世凯似乎有所觉察有所同情，特别是南方革命党人在建都问题上作出根本让步后，更使袁世凯觉得必须承诺遵守《临时约法》，否则就有点儿太对不住革命党人的信任了。如果不带后来的偏见，或者说从善意去解读的话，应该承认袁世凯在接任后基本上遵守了自己的政治承诺，他的言行虽然并不一定能使南方革命党人全部满意，但毕竟还说得过去，他确实在信守自己的诺言，即或《临时约法》的规定有什么不便，袁世凯依然期望在民主共和框架内解决，因为他知道这个《临时约法》毕竟只是个“临时”约法，按照规定在十个月内就要召集国会制定正式宪法，届时可以根据实践一并解决。所以在袁世凯就任临时大总统第一年，尽管出现一些风波，但南方革命党人对他并没有多少怨言，孙中山甚至还一再为袁世凯开脱，以为袁世凯可与为善，绝无不忠于民国的意思，劝告国民万不可对袁世凯心存猜疑，妄肆攻讦(《与某人的谈话》，《孙中山全集》第二卷第413页)。袁世凯的难为之处主要就是《临时约法》中关于总统权限的规定。根据这个约法，大总统作为国家元首，负责内外，但由于孙中山动议改总统制为内阁制，内阁代元首对国会负责，大总统成为一种荣誉性虚职。在这种情形下，如果内阁能与总统保持一致，国会也尽量与政府达成共识，问题或许不大。然而，由于民主共和制度初行于中国，经验不足，因此在民国元年所发生的总统府与内阁的冲突、政府与国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