变革的时代寻找中国家庭的未来编者按作为“社会细胞”的中国家庭正面临“千年未有之变局”，宛如这几十年来在经济改革大潮中急遽变化的中国社会。最近，国家卫生计生委副主任王培安在世界家庭峰会上表示，经济社会发展和人口结构调整使我国家庭的规模、结构、形式、功能等都发生明显变化，家庭发展面临一定挑战。上世纪七八十年代以来，伴随着人口发展领域的巨大变革及经济发展，中国家庭呈现出五大变化：家庭规模小型化、家庭结构核心化、家庭类型多样化、家庭关系松散化、家庭功能有所弱化。相对固定聚居的大家庭形态趋于解体，越来越多的新家庭形态出现，由此也带来了不同的新人群：独生子女、失独父母、丁克族、单亲母亲、单亲子女、不婚族这些新家庭形态也出现不同于以往的各种新观念，家庭内部成员之间的价值观冲突明显，家庭代际呈现新的对话、磨合。在当今中国，社会流动性大造成一方面家庭成员的自由度变大，另一方面家庭关系松动、缺失，家庭这个社会细胞的稳定性令人担忧。无数从农村流动向城市的人，无数行走在国内海外之间的人，造就这些词汇：漂一代、留守儿童、留守老人、空巢老人等等。即使在表面上仍然保持稳固形态的家庭内部，互联网对家庭成员交流模式的冲击也无处不在家庭财富增加带来的经济理性更在悄然取代传统的家庭价值。流动的时代，网络的时代，财富的时代，这些都是与几千年来自给自足的传统农业中国格格不入的事实，而它们已经到来且不断加速前进，摇晃着、“拆迁”着建立在传统农耕文明基础上的家庭大厦，使之渐渐面目全非。被裹挟着前进的我们，是否还能认识家庭的含义，把握家庭的命运，重建家庭的价值?毕竟，我们都是家的儿女，无论如何我们的内心都需要珍藏一份对家庭温暖的认同与向往，这是一个社会、一个国家的稳定所系。或许，我们需要回到家庭故事中那些熟悉的场景，咀嚼那些早已司空见惯的变化，从中去寻找、把握中国家庭的未来。流动时代，亲情在流失家“漂”在中国大地上随着“80后”一代逐渐进入成家立业、生儿育女的而立之年，他们的父母开始加入“漂一族”行列。本该安享晚年，却为帮儿分忧，照顾孙辈，不远千里“漂”至陌生大城市，为儿养儿。语言不通、文化差异、情感孤独，最痛心是儿女的不理解，每天念叨“恨不得立刻离开”。“老漂族”的日益庞大成为大城市里的一道风景。清晨6点多天蒙蒙亮，在安徽省合肥市南郡明珠小区内，59岁的肖金枝在给儿子媳妇---本文来源于网络，仅供参考，勿照抄，如有侵权请联系删除---做早餐，然后叫醒5岁的小孙女，帮助穿衣喂饭后，坐20分钟的公交车送去幼儿园，这便是她一天洗衣打扫、带孩子的异乡生活的开始。为了照顾孙女，肖阿姨和老伴从安庆潜山县来到合肥市已有5年，对于家乡的思念却越来越浓，“看见路上有人说安庆话，就想凑上去聊两句，经常会梦见家乡的人和事。但儿子儿媳工作忙，我们走不开啊”。许多老一代打工者仍在坚持。58岁的熊邦明来自重庆北碚区东阳镇，给重庆一家花木公司打工已经有10年时间，老伴也和他一起住在这里。他指着住着的简易板房对记者说，这是公司花3万多元在桥洞里给工人建的。每户一个屋子，他的屋子紧靠着洞口，可以看到外面的江边。家里的大米、蔬菜堆在床侧，灰白的水泥墙、昏黄的灯光，除了床边挂着的几件衣服屋里没有鲜艳的颜色。熊邦明已经连续3年没有回家过年了，他有一个25岁的儿子，在广东当厨师。他说，老家有4间房子，还有1亩多地，现在都给兄弟们照看了。城里的生活累一点，但还是挺好的。晚上5点半下班，吃完饭就去散散步。熊邦明说，自己还没有想过回家，现在干活挣钱，等老了干不动了再回家种田。记者问他还打算干几年，他沉默了一会儿说：“10年。”留守空巢与追逐自由12岁的王冰，在河南省驻马店市平舆县一所寄宿制学校读书。自从去年4月份匆匆见过爸爸一眼后，王冰已经快一年没有见到父母了。王冰很小的时候，父母就在山东打工，家里只有他和奶奶。平舆县是劳动力输出大县，大量农民外出务工导致留守儿童数量激增。去年4月份，奶奶突然发病倒在地上，把12岁的王冰吓得大哭，幸亏周围邻居帮忙，才将奶奶送到县城医院抢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