禅文化对中国唐宋时期经济文化的贡献基于中国古代社会和人文的特点，所谓的"居士"，是指既有财富，又信奉佛法的在家人士。慧远的《维摩义记》中说："居士有二。一广积资产，居财之士，名为居士；二在家修道，居家道士，名为居士。"其实，居士主要的是指士大夫中修行佛法和禅教的一部分人而言。居士们能在中国各朝历代推广佛法和禅教而居于主导地位的原因：他们大部分因富有家产，故可予禅教以经济方面的有力支持；因有社会地位（包括政治地位），故能为学禅教作政治上的保护；作为社会上层分子，大多具有较高的文化素养，禅教教义的阐述和弘扬，因之而光大；通过他们与社会各阶层的广泛联系，才能使教义和旨要深入传播到全国各地。居士佛教除了卓有成效的护法功能，还突出体现在佛教思想文化方面的贡献，尤其通过他们对经典教义的阐述和新解，使印度佛教的思想文化不断中国化，与本土儒、道文化融合，并最终成为中国传统文化的主要部分。公元618年，李渊父子建立起新的统一王朝--唐朝。他们有鉴于隋朝覆灭的历史教训，采取一系列发展生产，保障民生，巩固社会秩序的政策，出现了"贞观之治"和"开元盛世"，进入我国古代社会的全盛时期。同时，佛教文化也进入了一片空前繁荣的时期，在此文化背景下，居士佛教--禅法的运动，蓬勃展开。正是禅教文化依托高度发展的寺院经济，创造了独特的理论体系，代表着当时学术思想的最高水平，影响了大批文人士子，左右了时代思潮。而禅教文化的进一步普及，深入到民众的日用生活，其中透露着智慧的教义也逐渐形成为大众的观念。在这个过程中，居士大夫的参禅悟道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唐初的虞世南，被太宗誉为"当代名臣，人伦准的"。他规劝太宗"以弘济为怀，仁恕为体，"发扬佛教精神。太宗晚年归向佛门，影响他最大的是玄奘，而对玄---本文来源于网络，仅供参考，勿照抄，如有侵权请联系删除---奘为探求真理"乘危远迈，杖策孤征"的牺牲精神，更为敬佩不已。太宗曾问玄奘："欲树功德，何最饶益？"玄奘答曰："众生寝惑，非慧莫由。慧芽抽殖，法为其资。弘法由人，即度僧为最。"唐太宗之后，高宗、中宗、睿宗均弘倡佛法，度化百姓。把唐朝佛教推向一个新的繁荣高潮的，则是女皇武则天。鉴于禅学在社会上流传日广，在民间影响日深，武则天遣使迎请当时著名禅师神秀入京，并给予优厚礼遇。据张说《大通禅师碑》记载：其时武则天不计君臣之别，亲加跪礼。神秀被迎置在道场供养，武则天不时向他问道；当时王公以下及京都士庶，闻风而来谒见的，日以万计，显示出禅教文化对社会的影响；同时，禅宗的"东山法门"也成了当世的教化中心。除了帝王向佛向禅之外，唐代的官僚士大夫方面，虽学术思想背景不一，各有所偏，但也有在儒学之外兼习禅教的总体趋向。会昌废佛之后，佛教需要新的法要倡导，带来新的生存和发展形式，后期的禅宗顺应了时代条件，成为恢复佛法精神的必要的一面旗帜。居士习禅使禅教文化进入一个新的发展领域，充分展现它的民族人文特色。慧能的禅法思想，早已为学界所公认，有关加强民族自尊自信、发扬主体意识精神、破除西方迷信，放弃佛祖崇拜的思想，在在处处体现出时代禅法对传统佛教反省运动中的共同呼声。它预示着佛教革新的时代即将到来，而这种革新，必然要以传统文化为背景，以民族的自信、自觉为基础，成佛的决定因素是众生与佛同具智慧；自心有本觉，人人能成佛。隋唐思想的突出贡献，在于把心性论推向新的水平，它主要由禅宗文化来完成。儒家有效地吸取禅宗思想的精华，以充实自己的学说体系，不仅李翱这样做了，而且柳宗元、刘禹锡等人也都这样做了。尤其是李翱，在朗州任刺史时，曾随药心禅师参禅，由此得悟，后来又在河南泌阳遇到紫玉禅师，更从他那里"增明---本文来源于网络，仅供参考，勿照抄，如有侵权请联系删除---道趣"。儒家学者经由禅学文化的启发，提高了自己思维水平的能力，进而发掘《四书》及《周易》等经典中的精旨，把汉唐思想导向宋明理学的思想体系。这是禅文化对中国思想史所作的最大贡献。官僚士大夫的学佛参禅，由于他们精深的儒学根底，延续并发扬了传统的人文精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