晚清中国对西洋医学的社会认同内容提要西医东渐对近代中国的社会心理产生了微妙的冲击。从疑虑、惊诧到认可、接纳甚至崇拜，基本构成了晚清以来中国人对西洋医学的认知轨迹。清朝统治阶层对西洋医学的态度缘于他们自身对西医的体验，历经矛盾与反复，最终产生认同感并完成了医疗体制上的变革，这一过程暗含着政治观念和制度层面的演进；由早期改良主义思想家和维新派人士构成的知识精英群体，运用进化论的思想方法，从救国保种的高度，积极倡行发展西医，引领着中国近代医学思潮的变迁；中医药界则以平和的心态应对西医的冲击，通过研究和比照，取开放的姿态认可与接纳西医，并试图通过“汇通”中西医精华，寻求中国医学的发展路径；普通民众是西医面对的最广泛的群体，也是其取信中国、扎根中国的社会基础。他们对西医的态度从畏疑、迷惑发展到接受和信赖，表现出空前的热情，而西医的实效性最终成为征服普通百姓的密钥。关键词西洋医学；统治阶层；知识精英；中医药界；社会民众西洋医学最初登陆中国要追溯到明朝末年。据载“1600年以前，西方的医术已渐次流入中国。”[i]但是，西医有规模地登陆中土则发生在十九世纪。这项医疗技术的嵌入，对中国传统医疗格局乃至社会生活、社会心理都带来了微妙而深刻的冲击，几乎所有的社会群体对西---本文来源于网络，仅供参考，勿照抄，如有侵权请联系删除---医的认知和接纳都经历了复杂的心理转折。一、统治阶层：疑虑与接纳西洋医学与中国统治阶层的最初接触始于康熙帝。《燕京开教略》有载：“康熙偶患疟疾，洪若翰(1687年来华)、刘应(1687年来华)进金鸡纳，……皇上以未达药性，派四大臣亲验，先令患疟疾者服之，皆愈。四大臣自服少许，亦觉无害，遂请皇上进用，不日疟瘳，……特于皇城西安门赐广厦一所（按：即北堂）。”[ii]受益于西来之术，康熙开始格外宠信传教士医师和西药。据《中国医史》记载：“康熙好了不久，威风凛凛地带着一大批随从从宫廷骑马出城，并且破例允许人们在街上观看，……陪同出游的有四位神父：洪若翰、张诚、白晋、刘应。”[iii]此后，一些传教士医生继续为宫廷服务，著名的有罗怀忠、罗德先、安泰等。另外，巴新、巴多明等教会医生也先后在雍正和乾隆宫中充任御医。清初，西洋医学对以康熙为代表的统治阶层形成了第一波冲击。康熙对西洋医学的垂青，在清朝历代统治者中最具代表性。即便如此，他最初也没有掩饰对西医效用的疑惧。前文所述，传教士医生洪若翰和刘应带着金鸡纳到宫中为他治疟疾，康熙并没有立马服用，而是令四大臣和其他疟疾患者先行服用以观效果。在他和传教士医生乌尔达的一次玩笑中，也多少流露出对西医不信任：“皇上望西洋内科乌尔达---本文来源于网络，仅供参考，勿照抄，如有侵权请联系删除---说玩话：‘你治死了多少人？想是尔治死的人，比我杀的人还多了。’皇上大笑甚欢。”[iv]这种心理反映了国人在早期中西文化交流中的微妙心态。在以中国为中心的文化优越感支配下，习惯于把外国视为蛮夷之邦，这种“非我族类其心必异”的成见，在近代中西文化交流的过程中构筑了一道心理屏障。康熙晚年，清政府出台禁教政策，中国又经历了近百年的闭关自守。耶稣会士的活动进入低潮，“无论于传教或传医，都仅仅是匆匆过客而已。”[v]西洋医学卷土重来，一般以1805年牛痘术传入为起点。传教士医生通过种牛痘的方法博取了中国人的欢迎。1805年冬至1806年春，内地天花流行，在广东，很多人涌到洋医皮尔逊的诊所要求种痘，一年之中，皮尔逊曾为数千人施种。但西医真正在规模上的拓展，则是进入近代以后。鸦片战争以后，列强在中国取得一系列特权，其中包括“设立医馆”（中美望厦条约第17款）、建造“医人院”（中法黄埔条约第22款）。[vi]虽然清政府迫于条约束缚，给西方以传教和设立医院的特权，但直到19世纪50年代，官方仍持漠视和限制的态度。天津条约、北京条约的签订，再次强迫清政府承认自由传教和设立医院，西洋医学与官方的关系才有所松动。面对一大批并不认可西医的官员和士大夫，教会医生往往主动出击，通过在上层社会的公关活动，对名流显要施展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