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九世纪中后期，随着西方殖民者的侵入，清王朝军队节节失利，使之丧失了许多国家利益。“庚子之变”以后，民族危机和晚清政府的统治危机日趋严重。为适应日益高涨的军事、政治斗争的需要，清王朝军队开始了强弱兴替的演化过程，其军制变化呈现出由封建化逐渐向近代化演变的趋势。而在这场变革中，获益最大且有成效的当属北洋军阀的头目——袁世凯。他一手编练创建的北洋新军是中国第一支近代化军队，也是中国近代史上有名的军阀武装，在历史上起着反动作用，但是，这并不能否认袁世凯军事改革在中国近代军事史上应有的地位。袁世凯认为，清王朝原有军队腐化，不具备国家机器的职能。他说：中国军政废弛，匪伊朝夕，其弊端之尤著者，在于营制不一、操法不齐、器械参差、号令歧异。为将者不习谋略，为兵者半属惰游，平时而心志不相孚，临阵而臂指不相使。聚同乌合，散同瓦解。而当时清军的状况是：一、原有军队腐化，形同虚设八旗是清入关前原有的军队，始建于满洲户口编制上，是兵民合一的军事组织，但是入关后迅速腐败，1673年三藩事件发生时，八旗几乎不能打仗。清军入关后，新招募的汉人军队——绿营在平三藩的过程中取代了八旗，处于冲锋陷阵的地位，但不久也没落了。雍正八年以后，开始招募乡军和防军，绿营形同虚设，到鸦片战争时，已经“兵不见将，将不见兵”，纷扰滋事，全无纪律。八旗、绿营的蜕化，是封建地主阶级政权的武装力量在当权后的优越条件下必然走向衰落的一种现象，他们既不能对外御辱，也无力镇压国内人民的反抗，于是清政府不得不依赖汉族地主武装——湘军、淮军。虽然湘军、淮军在镇压太平天国、捻军以及维护清廷统治过程中起到了很大的作用，但是其本身的缺点却给了他们致命的打击。《光绪政要》中关于清朝的军事作如下描述：“军需如故；勇额日缺，上浮开，下折扣，百弊丛生”，“各营员皆以钻谋为能事，不以韬矜为实政，是兵官先不知战，安望教民以战”，“同属一军，而此营与彼营之器不同，前膛后膛，但期备数，德制奥制，并作一家”，“攻守之法，又沿旧习，湘楚各军，尚有以大旗刀矛为战具者”。这是清军的如实写照。因此，我们可以看出，清军既不能御辱于外，巩固清王朝的统治，更不能适应时代的要求，改革势在必行。二、外患促使国内有识之士觉醒，练兵呼声日高第一次鸦片战争败北，朝野震动，中国传统军事制度和军事思想受到严重的冲击和挑战。清廷曾经提出了一些加强国防的设想，要求沿海各省制造精良耐用的战船火炮，加强海防。但是清王朝却并没有采取什么重要措施，也拒绝学习外国先进技术，军事改革只是空谈而已。光绪二十一年的甲午战争，是中国近代史上的一个重要转折点。帝国主义瓜分中国的狂潮骤起，使中国社会的半殖民地半封建化进一步加深。战争的失败，卖国条约的签订，完全暴露了清政府及李鸿章集团过去所办军备的腐朽性和中国海军陆军的不堪一击，朝野上下得出“湘淮窳敝不可用”的结论。同时，战争的失败也给中华民族以极大的刺激，唤起了中国人民的觉醒。正如梁启超所说：“唤起吾国四千年之大梦，实自甲午一役始也。”战后中国社会各阶级、各阶层提出了众多的挽救民族危亡、要求变法的政治改革方案，而在众多方案中，改革军事、练兵自强则是共同的，创建一支新式军队的呼声一浪高过一浪。同时中外臣工也条陈时务，主张采用西法，创练新军。转此间，最为活跃的就是袁世凯。综观袁世凯的军事改革，我们可以总结出以下几点：1、军队编制由单一制向多兵种协同作战转变。袁世凯从士兵的选募着手，严格挑选，以保证军队质量，并采用新式武器。新军一改湘军、淮军以营为单位的单一作战体系，在营的基础上仿照西方军队，内设军、镇、协、标、营、队、排、棚，层层节制；在兵种上，除步兵外，还有炮队、马队、工程、辎重等，多种兵协同作战，大大提高了战斗力。2、世兵制向义务兵制过渡。清初八旗兵、绿营兵都有兵藉，世代相袭，是世袭兵制。湘军开始，改暂兵制，袁世凯军队也是如此，并充分发挥其效能。暂兵制的长处就是军队能随时在整个社会范围内挑选素质优异的人员入伍，可以不断吸收社会有生力量，军队时刻处在生生不息的运动发展状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