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历史上的三次人口大迁徙创新实验学院生科104班孙志明2010014971“闯关东”、“走西口”、“下南洋”，堪称中国历史上三次规模宏大的人口大迁移，而电视剧《走西口》、《闯关东》、《下南洋》恰恰就是对历史真实的写照，几百年来，一代又一代的中国人民，为了逃离恶劣的生存环境，他们吞下艰辛和无奈，加入规模的迁徙大军去，中国人讲究衣锦还乡，乡土情结特别强烈，到底是什么原因使他们背井离乡？想要知道这些，我们就不能不了解这段历史。所谓关东，是指山海关以东辽宁、吉林、黑龙江三省地域，即今天的东北地区，自康熙初年至十九世纪中叶长达200年的时间内，清廷对关东地区实行封禁，此间黄河中下游诸省连年遭灾，清朝政府却禁令依旧，成千上万的破产农民只好不顾禁令，冒险“闯”入东北谋生，此即“闯关东”的由来。由于地少人稠灾害频发，兼之地理位置与关东接近，山东圣人之乡心态乡土意识淡化，冒险精神最强，促使流民春往冬归转变为在东北扎根，山东逃荒农民便成了“闯关东”的主流人群。据相关史料记载，“闯关东”的历史源自清顺治元年(1644年)，止于民国三十八年(1949年)，共绵延了300余年的历史，先后历经了四次移民高峰。直到新中国成立后，这场人类历史上罕见的大迁徙才尘埃落定。山东村、河北村等在关东的“复制”，实际上就是中原文化的平面移植，加上人数占绝对优势，他们有充分理由保持齐鲁文化或燕赵文化，所谓“聚族而居，其语言风俗一如旧贯”即是。他们可以不必改变自己，削足适履，去适应当地的社会风俗、宗教信仰，使用当地的语言文字等，从某种意义上说，这同样是文化上的保守主义。赵中孚在论及“闯关东”的意义时说过这样一段话：“社会意义上，东三省基本上是华北农业社会的扩大，二者之间容有地理距离，但却没有明显的文化差别。华北与东三省之间，无论在语言、宗教信仰、风俗习惯、家族制度、伦理观念、经济行为各方面，都大同小异。最主要的是东三省移垦社会成员，没有自别于文化母体的意念。”“闯关东”是悲壮的历史，是一次移民壮举。存在特定的“闯关东”路线、存在“闯关东”的特定背景。因此，“闯关东”是一种社会历史移民现象，有自发的客观因素，有内在的政治影响深度。山东人“闯关东”实质上是贫苦农民在死亡线上自发的不可遏止的悲壮的谋求生存的运动。然而，“闯关东”同历史上许多移民活动一样，移民迁徙活动极大地促进的中华大地各个民族的文化交流，对民族团结和和融合都有着极大的意义。西口，即杀虎口，位于山西省朔州市右玉县西北部，山西北部土地贫瘠，自然灾害频繁，生存环境的恶劣迫使晋北很多人到口外谋生。“河曲保德州，十年九不收，男人走口外，女人挖野菜”的山西旧谣，充分说明“走西口”者多为自然灾害引起的饥民。清光绪三年至五年，山西等省大旱三年，出现被称为“丁戊奇灾”的近代最严重的旱灾，甚至部分地区寸雨未下。恶劣的自然环境迫使大批百姓离开故土。例如“阳高地处北塞，砂碛优甚，高土黄沙，满目低土，碱卤难耕……地瘠民贫，无所厚藏，一遇荒歉，流离不堪”。---本文来源于网络，仅供参考，勿照抄，如有侵权请联系删除---在贫瘠的土地，寒冷的气候，无川流灌溉的恶劣自然环境里，晋北人生活困苦。每遇灾歉，人们不得不流离失所，奔赴口外谋生。“走西口”是一部辛酸的移民史，是一部艰苦奋斗的创业史。一批又一批移民背井离乡北上口外蒙古，艰苦创业，开发了内蒙古地区。但更重要的是，他们给处于落后游牧状态的内蒙古中西部带去了先进的农耕文化，使当地的整个文化风貌发生了根本的改变。伴随着“走西口”移民的进程，口外蒙古地区以传统单一的游牧社会演变为旗县双立，牧耕并举的多元化社会。在这一演变过程中，作为移民主体的山西移民做出了极大的贡献。由于山西移民在移民中占绝大多数，因而当地的移民文化更多地富有晋文化的特色，也可以说是晋文化在这一地区的扩展。“走西口”这一移民活动，大大改变了口外蒙古的社会结构、经济结构和生活方式。同时，占移民比例极高的山西移民，作为文化传播的主要载体，将山西的晋文化带到了内蒙古中西部地区，使当地形成富有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