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志武：为什么中国人出卖的是“硬苦力”？finance.sina2004年09月15日16:47《新财富》陈志武/文制造业和服务业的发展对制度环境有着截然不同的要求。即使都面对信息浑浊和“逆向选择”的可能性，前一行业中交易双方信息不对称的程度也远较后者为低，因此，对制度机制的要求也低。实证研究表明，第三产业的发展与媒体开放度之间有着极强的正相关性，如果一国的新闻自由度较低，其制度环境相对更适合于发展制造业和其他“硬苦力”行业，而不利于发展高经济增加值的第三产业。上期我们谈到中国人之所以勤奋却不富，是因为我们每天要耗掉许多小时以对冲阻碍市场交易的制度成本。既然简单的勤劳和物质财富都不是未来收入的决定性要素，那么从长远看，在国际竞争中，决定一国贫富的更根本的要素必然是其制度资本，即其制度机制是否更有利于市场交易的发生与发展。上期的文章刊出后，不少读者朋友评论说，中国人之所以勤奋但不富，是因为我们做的是低经济增加值的活儿、是“硬苦力”，利润都给那些掌握高经济增加值产业的国家拿走了。这说的或许也对，但问题是为什么中国不能发展好高利润率的产业呢？在全球化的国际分工中，为什么我们不能进入高经济增加值产业？—为了推卸责任，我们当然可说是因为受外国人的欺压，但这种回答不能解决根本性的问题。我们也可能说是因为中国人的教育素质低，但是，虽然从总的人口素质看，这个回答或许是对的，可从绝对数字看，中国受过高等教育的人数约为5000万(占全部成年人口的5.7%)，几乎是美国全部就业人口的一半，比英国、法国、意大利、德国这四个国家中任何一个的所有就业人口都多，也超过西班牙的全部人口。因此，虽然5000万人只是13亿人口的很小一个比例，可是，凭这些受过高等教育的人数应该足以在中国发展好任何一个高经济增加值的产业，特别是中国自己拥有这么大的市场。那么，为什么还没做到呢？实际上，制度机制的好坏不仅决定了一个人一年能完成多少笔交易(交易速度)以及创造多少价值(生产率)，也决定了一个国家到底能发展什么产业和不能发展什么产业。换句话说，制度环境最后还决定了每个国家在国际产业分工中的定位。当一国的制度机制不利于高经济增加值的产业发展时，它的人民只能---本文来源于网络，仅供参考，勿照抄，如有侵权请联系删除---在国际分工中从事低收入的“硬苦力”活，它能发展的也只能是那些低经济增加值的产业。制造业发展对制度依赖性较低众所周知，中国这些年主要靠以出口为导向的制造业吸收外资、发展经济，使中国逐步成为世界工厂。这种政策选择不仅发挥了中国的劳动力优势，而且让众多廉价劳动力能够如上期所说的那样弥补制度成本。到了今天，我们越来越发现制造业的利润率太低，“赚不了几个钱”，于是觉得这种国际分工对我们太不利，觉得我们必须往高收入、高经济增加值的行业与分工转移，要走出“硬苦力”活。这种愿望当然好。可是，除非我们进行有利于市场交易的制度变革，否则，在目前的市场制度架构下，“硬苦力”行业也差不多是中国惟一可行的发展政策选择。我们一般认为，服务业(特别是金融服务业)的经济增加值最高，但是，制造业的发展和服务业的发展对制度环境有着截然不同的要求。简单讲，任何市场交易所需要的最基本的制度支持包括两方面。第一，是消费者权益或买方权益的保护机制。如果买方事后发现所买东西并非如卖方所说或者是次品，那么买方可以诉诸于正式司法。虽然在商品交易中往往除了收据外并无正式合同，但至少有某种隐性合约(在决定买那样东西时，你和卖方对所买的东西是什么有起码的共识)，因此，由产品质量或产品规格引起的纠纷也属于合约纠纷的一种。第二方面的制度支持是交易双方的信息披露，可信、充分的信息披露是帮助买方准确评估交易产品的价值的必要条件。对这两类制度机制的要求程度会因各行业本身的特征而有所差异，有的行业对这两类制度的依赖性弱，而另一些行业则会很强。以汽车制造业为例，在汽车买方(消费者)和卖方(制造商)之间交易的是看得见摸得着的实物，它有式样、有颜色，买方可打开汽车查看各部件的设计、做工、组装，也可自己试开一次或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