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希腊(西方)开创的科学哲学精神与中国传统哲学的比较及其对当前我们创新的影响。(拿当前我国的山寨文化与西方的Apple文化作例子进行比较)答：“科学哲学”有两层意义,第一层意义是“研究科学的哲学”,是哲学意义上的科学哲学；“研究科学的哲学”自从有科学起就存在了,古希腊哲学家早就对科学的本性有极为深刻的思考。科学主义意义上的科学哲学起源于经验论哲学传统深厚的英国,哲学意义上的科学哲学则继承了德国古典哲学对科学的批判和超越精神。正是西方文化和哲学两大传统,即富有理性精神、于希腊的古典文化传统和富有宗教精神、于希伯来的基督教文化传统所共同造就,科学主义思潮更富有希腊特色,宗教哲学思潮更富有希伯来特色,人本主义思潮则介于两者之间,不过就人本主义所普遍具有的非理性特色和人本主义共同具备的对深层意识的体验而言,它更接近希伯来,虽然人本主义并不把上帝作为自己理论的出发点。中国传统哲学的主要精神，不能把它称作完全是现世的，也不能把它称作完全是出世的。它既是现世的，又是出世的。有一位哲学家在谈到宋朝道学时说它：“不离日用常行内，直到天地未画前。”由于有这样的一种精神，中国哲学既是理想主义的，又是现实主义的；既讲求实际，又不浮浅。入世和出世是对立的，正如现实主义和理想主义的对立的一样。按中国哲学的看法，能够不仅在理论上，而且在行动中实现这种综合的，就是圣人。他既入世，又出世；中国圣人的这个成就相当于佛教中的佛和西方宗教里的圣徒。但是中国的圣人不是不食人间烟火、漫游山林、独善其身；他的品格可以用“内圣外王”四个字来刻划；内圣，是说他的内心致力于心灵的修养，外王，是说他在社会活动中好似君王。这不是说他必须是一国的政府首脑，从实际看，圣人往往不可能成为政治首脑。“内圣外王”是说，政治领袖应当具有高尚的心灵，至于有这样的心灵的人是否就成为政治领袖，那无关紧要。这有点像柏拉图所主张的“哲学家——国王”理论。柏拉图认为，在一个理想国里，哲学家应当成为国王，或国王应当成为哲学家。这个人必须先经过长期的哲学训练，使他的在瞬息万变的世界事物中长成的头脑得以转到永恒理念的世界中去。由此看来，柏拉图和中国哲学家持有同样的主张，认为哲学的使命是使人树立起内圣外王的品格。但是按照拍拉图的说法，哲学家成为国王是违反了自己的意志，担任国王是强加给他的职务，对他是一处自我牺牲。中国古代的道家也持这样的观点。《吕氏春秋·贵生篇》里载有一个故事讲，古代一个圣人被国人拥戴为君，圣人逃上山去，藏在一个山洞里；国人跟踪而去，用烟把圣人从山洞里熏出来，强迫他当国君。这是柏拉图思想和中国古代道家相近的一点，从中也可以看出道家哲学中的出世思想。到公元三世纪，新道家郭象根据中国主流哲学的传统，修改了道家思想中的这一点。按照儒家思想，圣人并不以处理日常事务为苦，相反地，正是在这些世俗事务之中陶冶性情，使人培养自己求得圣人的品格。他把处世为人看作不仅是国民的职责，而且如孟子所说，把它看为是“天民”的职责。人而成为“天民”，必须是自觉的，否则，他的所作所为，就不可能具有超越道德的价值。在中国哲学里，无论哪派哲学，其哲学思想必然也就是它的政治思想。这不是说，中国各派哲学里没有形而上学、伦理学或逻辑，而是说，它们都以不同形式与政治思想联系在一起，正如拍拉图的《理想国》既代表了柏拉图的全部哲学，又同时就是他的政治思想。西方自古希腊起就发展出了鲜明的纯粹理性精神，它是西方哲学的起点。柏拉图认为，人由三部分组成：理性、灵魂、肉体，其中理性是三者中最高贵的、不朽的部分。古希腊的哲学，即“爱智慧”，是对知识、对理性的追求，毕达哥拉斯的数、柏拉图的理念、阿那克萨哥拉的“奴斯”、赫拉克利特的“逻各斯”、欧几里德几何、德谟克利特的“原子”等都是对世界本原的追究。西方主客对立的理性思维方式，以理性的力量维系着人的价值与尊严，认为人是理性动物，只有人有能力进行纯粹的认识活动。这种崇尚理性的精神，使得人们在实践中，不以沉思默想、追求灵魂的安逸、虚幻的来世，获取人生的永恒为鹄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