坚持党性原则的红四军内部争论（下）刘建管严红四军争论的性质考察历史问题往往需要把历史事件放在特定的历史条件下去分析。在人民军队初创时期，朱毛红军在克服各种困难、日益壮大的过程中，围绕着红军建设的一系列方向和原则性問题不断进行艰辛而有益的探索，并在丰富的革命实践中逐步确立了党对军队领导的一系列原则制度。其中，毛泽东在三湾对秋收起义部队进行改编，第一次在军队中实行了“班或排建立党小组，连队建立党支部，营、团建立党委”的新制度。朱德则通过“赣南三整”，整顿了南昌起义部队余部的党、团组织，成立党支部，实行了“将一部分党、团员分配到连队中去，选派优秀党员到各个连队担任政治指导员”的制度，从而进一步加强了党对军队的领导。朱毛两人不约而同地在同一时期不同战场上确立的一系列制度，是朱毛二人关于党对军队领导方式的有益探索，对起义部队失败后的生存发展起到了决定性作用，为井冈山会师打下了坚实的思想基础和组织基础。因而朱毛会师井冈山后创建的红四军，虽然还存在很多非无产阶级的思想和行为，但已经开始区别于旧军队，主要是党的领导和政治工作在军队里有了一定基础。尽管在以“要不要设立军委”为焦点的争论中引发了更多的讨论：如出击湘南、坚持井冈山斗争、赣南游击等；如军需制度、宣传兵制度、士兵委员会制度等；如经济政策、对地方武装的政策等；以及“过去党有没有家长制度---本文于网络，仅供参考，勿照抄，如有侵权请联系删除---倾向”、“过去党有没有代替群众组织的错误”、“过去是不是上级党部包办了下级党部的工作”等等。但这些讨论和争论都是在坚持党的领导和坚持党性原则的前提下进行的。朱德在确定实施党领导红四军的基本原则方面与毛泽东目标是一致的，但在党以什么方式领导红四军问题上有不同意见。毛泽东和朱德由于个人风格、思维方式、斗争经验等不同，产生了这样那样的思想碰撞、认识差异甚至是激烈的争论，这些都在所难免。他们之间的争论，是从“党的最高利益”出发，毫不计较个人得失进退的同志之间的争论。在要不要设立军委等问题上，从秋收起义部队中成长起来的干部有很多不支持毛泽东，而从南昌起义过来的部队也有许多不支持朱德的看法。曾参与这场争论的萧克曾这样描述：“这次党内争论的性质‘不仅是朱毛闹意见，不仅是组织原则的解释不同，实由于过去党的斗争历史上各种不同的主张，各种不同的方式相互僵持着，历久不得解决，加上组织上有缺陷，及党内批评精神缺乏，造成这次争论总爆发，但这并不是简单的两种路线思想的斗争结果”。[萧克：《朱毛红军侧记——关于红四军党的“七大”》。]一场因恢复临时军委引起的争论，加上刘安恭、林彪的推波助澜，发展到红四军最高领导人毛泽东、朱德的意见对立，很显然，这场争论不可避免地加入了一些个人意气。但双方的出发点却不是为了个人私利，不是为了个人向“党的领导”争权夺利。他们都是为了更好地建设红军，目的都是为了建立起和建设好一支党领导下的新型人民军队。事实上，在红四军领导人之间的争论过程中，始终坚持了共同的革命理想、坚持了党性原则，坚持了奋斗目标，坚持了群众路线，坚持了民主集中。毛泽东也认为：“党内有争论问题发生是党的进步，不是退步。只有赶快调和敷衍了事，抹去了两方的界限，以归到庸俗的所谓大事化为小事才是退步”[《毛泽东文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通过争论，人们“一定能选择并拥护一种利于党的团结和革命前进的意见。四军改造的工作由此可以完成，四军的党由此可以得到一极大的进步，这是绝对无疑的”。[《毛泽东文集》第1卷，---本文于网络，仅供参考，勿照抄，如有侵权请联系删除---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朱德对争论也有同样的认识，他指出：“此次的辩论，不但对党没有损失，并且使党有大的进步”，“斗争之结果，必然是好的”，“各个同志积极的斗争，使党内一切不正确的一切错误，都要全部洗除，努力建设新生命的党”[《朱德年谱》新编本（上），中央文献出版社，2006版。]。朱德和毛泽东始终是心心相印的亲密战友。这也正是建军初期我们党对“建设什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