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论中国特色著作权法律制度的完善一、问题的提出于个人、个体而言，文化是安身立命之根本，是异于禽兽的“几希”，赖此人所以为人，方可“诗意地栖居大地”O于民族、国家而言，文化是血脉、是灵魂、是家园，民族有大小，国家有强弱，若无文化、无精神特质，虽可逞强一时，必灰飞烟灭。我泱泱华夏所以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虽渡尽劫波、历经风雨,仍薪火相传、绵延不绝，原因即在于我中华文化之源远流长、博大精深。冯友兰先生在纪念西南联大的碑文形象地描绘出我中华之特质：“并世列强，虽新而不古……希腊罗马，有古而无今……惟我国家，亘古亘今，亦新亦旧”。六十多年后，当今世界局势发生了巨大变化，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中华民族正前所未有地接近国家富强、民族复兴、人民幸福的中国梦。随着经济全球化和世界一体化的深入发展，国家之间的竞争正在经济、政治、军事、科技等方面全方位地展开。其中文化的竞争，自哈佛大学约瑟夫•S-奈提出“软实力”概念以來，二十年间得到了广泛重视和全面实践。中华文化生发于农耕文明时期，绵延于封建时代，如何在当下实现“创造性转化”，因应工商文明的社会现实，直面麦当劳和好莱坞的挑战，顺应高新技术迅猛发展的潮流，构建我新时期的国际竞争力，已经成为一个无法回避的重大问题。党的十七届六中全会提出了“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的战略口标，十八人报告把文化建设作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五位一体”的总体布局的重要组成部分，十八届三中全会进一步明确思路和措施。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是一项复杂的系统工程，其措施荤荤总总，---本文来源于网络，仅供参考，勿照抄，如有侵权请联系删除---如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建设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深化文化体制改革、建立健全现代文化市场体系、构建现代公共文化服务体系，提高文化开放水平等等，其中之一就是按照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要求发展和壮大文化产业，使文化产业成为国民经济的支柱产业。文化产业又称文化创意产业，包括新闻出版、广播影视、设计展览、信息网络等多个行业，由于其交易、买卖、流转的对象绝大多数在法律上体现为相应的版权[1],如小说、电影、音乐、计算机、软件、设计等，在一些国家和地区（如美国）也称为版权产业。可见,著作权法律制度对文化产业至关重要，是文化产业的基础性和支撑性制度。离开这一制度，文化产业寸步难行。本文从历史和现实两个维度讨论了中国特色的著作权法律制度，提岀了加快修法进程的必要性，并提出了修法的三大基本原则。二、我国著作权法律制度的回顾批界上第一部著作权法是英国1709年制定的“为鼓励创作而授予作者及购买者就其已经印刷成册的图书在一定时期之内享有权利的法案”，简称《安娜法》。《安娜法》的出现，是印刷技术的广泛使用和印刷出版工业在法律上的直接反映，体现了印刷出版领域开始从印刷出版特许权向作者著作权的过渡。两百年后，中国清政府在“清末修律”后期于1910年颁布了《大清著作权律》一一这是中国历史上第一部著作权法。虽然由于清政府的迅速垮台，这部法律未及施行，但其对后世北洋政府和国民党南京政府的著作权立法产生了重大影响。目前我国台湾地区施行的著作权法即是从1928年国民党南京政府制定的著作权法经多次修订而来。---本文来源于网络，仅供参考，勿照抄，如有侵权请联系删除---新中国成立前夕，根据“废除伪宪法、伪法统”的要求，国民党政府的“六法全书”（以宪法、民法、刑法、商法、民事诉讼法、刑事诉讼法六大法典为代表的全部法律）被废除。新中国成立后，中央政府即着手制定保护作者正当权益的法律文件，相关部门借鉴前苏联1928年著作权法，结合当时我国公私出版机构并存、侵权现象时有发生的状况，于1957年11月向国务院法制局报送了《保障出版物著作权暂行规定（草案）》请求审查。但是由于整风反右运动的开展,刚刚起步的著作权立法工作便在反对“知识私有”和“资产阶级法权残余”的呼喊声中停止了。1966年至1976年，十年“文化大革命”期间，著作权保护制度基本上不复存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随着党中央作出将全党全国工作重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