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时代“枫桥经验”在公安行政调解工作中的传承与创新摘要：在公安实践中，公安行政调解制度存在法律依据不足且颇有争议、调解效力缺乏法律保障、调解方法与调解技巧欠缺等缺陷和不足。作为一种典型的非诉讼解决纠纷方式，公安行政调解是新时代背景下“枫桥经验”重要的补充与延伸。应坚持丰富和发展“枫桥经验”，明确界定公安行政调解的适用范围、增强基层组织在公安行政调解中的作用改进公安行政调解方式，使我国的公安行政调解制度焕发新的活力与生命力。Key：公安行政调解制度;枫桥经验;延伸;拓展当前，我国正处于社会转型的特殊时期，社会纠纷日益多元化。公安机关的行政调解，作为一种典型的非诉讼解决纠纷方式，具有避免冲突升级和疏解诉源的功能与作用。在构建新时代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背景下，合理规范公安机关的行政调解权和充分发挥警察调解工作的优势，是维护社会稳定和公共安全重要的“安全阀”。一、基层公安机关行政调解工作：问题与成因在我国的警务实践中，派出所作为公安行政调解的行政主体，依法对其管辖范围内发生的治安案件、可和解的轻微刑事案件以及普通民间纠纷、道路交通事故损害赔偿案件进行调解。“从制度的层面上看，警察调解制度的发展经历了---本文来源于网络，仅供参考，勿照抄，如有侵权请联系删除---从无到有、从窄到宽、从权威型调解手段到合意型调解手段的演变过程。”公安行政调解兼具执法性与服务性的双重特征，因此受到人民群众的高度信赖，成为新时期基层公安機关的一项重要职责。然而，不容忽视的是，虽然公安行政调解卓有成效，但在理论和实践应用中，仍暴露出一些亟需面对的困惑与问题。（一）法律依据不足且颇有争议目前，公安行政调解的主要法律依据为：（1）《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第9条;（2）《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第74条的相关规定;（3）《人民警察法》第21条;（4）国务院《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实施条例》;（5）公安部《公安机关办理行政案件程序规定》;（6）《道路交通事故处理程序规定》;（7）其他法规规章。以上法律法规对公安机关的行政调解作了进一步详细的规定，是我国公安行政调解制度形成的法律基石。这些规定一方面为基层公安机关的行政调解提供了合法性的依据，另一方面，因为模糊晦涩和芜杂分散，造成公安民警执法上的困难与混乱。实践中，公安派出所民警只能结合警力状况、当地实际情况、纠纷的标的与影响等确定具体的调解标准，以致频繁出现行政调解程序性规定存在争议、公安行政调解和行政处罚界限模糊等弊端。（二）调解效力缺乏法律保障公安机关行政调解达成的和解协议对双方当事人都不具有明确的法律约束力与强制力，只能依靠当事人的自觉和自愿履行，对方当事人不能凭借调解协议申请强制执行。然而公安机关日常案件多、压力大，办案人员在面对性质比较严重或情况比较复杂的案件时，往往因无法快速有效地解决问题，需要警员付出大量的时间和精力。这在一方面降低了当事人参与调解的积极性和公安行政调解的效能;另一方面浪费了有限的警力资源，严重影响公安行政调解工作的严肃性与信服力。---本文来源于网络，仅供参考，勿照抄，如有侵权请联系删除---（三）调解方法与调解技巧欠缺由于没有系统的、统一适用的调解方式，因此公安民警一般依据实践经验和主观判断，借鉴人民调解与司法调解的做法解决纠纷。这在实践中，因为简单高效而取得较好的调解效果。然而，一些民警缺乏调解经验，急于求成，采取简单粗暴的和稀泥方式调解;一些民警对调解存在畏难情绪，轻易放弃调解，直接对相关责任人进行处罚;还有一些民警服务意识淡漠，在未征得当事人同意的情况下，强行进行调解等。这些现象既违反了公安行政调解的自愿原则，又易引起当事人对调解结果的抵触情绪进而反悔或不履行，还会因当事人不断的申诉或上访进一步激化社会矛盾，使案件久拖不决，增添信访维稳工作的压力。二、新时代“枫桥经验”：延伸与拓展“枫桥经验”发端于20世纪60年代初的浙江省诸暨市枫桥镇，通过采取发动和依靠群众和说服教育的方式就地化解矛盾与冲突，达到了“矛盾不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