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引言一个世纪以前，关于俄国农业的经验事实及其变革方向，列宁和恰亚诺夫曾有过截然不同的观点。列宁认为，伴随着农业资产阶级（富农）的兴起，农业雇工的数量在快速增长。基于马克思和恩格斯的理论传统，列宁认为，资本主义是俄国农业发展的主导方向，因此农村和城市一样，也需要一场社会主义革命。（列宁［Lenin］，1956［1907］）而恰亚诺夫则认为，与资本主义农业有着原则性区别的农民家庭农业，将长期持续，并且继续占主导地位。因此，俄国需要的既不是资本主义也不是农业集体化，而是在一个市场经济环境中，通过农民合作组织，为家庭农业提供“纵向一体化”（从生产，到加工，再到销售）。（恰亚诺夫［Chayanov］，1986［1925］；沙宁［Shanin］，1986）这是当时关于俄国农业的主要分歧。后来，恰亚诺夫及其同事被斯大林杀害，俄国农业走上了集体化的道路，而计划经济体系也被全面确立。现在，当（“社会主义”）集体化农业和计划经济在苏东国家及中国式微之后，这一老问题再次浮出水面，只不过从前马克思主义和“农民经济理论”之间的分歧，现在已经变为新自由主义和农民经济理论之间的分歧。在前者眼里，中国和其他发展中国家，农业发展的经验事实和发展方向，是资本主义的（也就是说，基于大规模雇佣劳动的农业），并且应该如此。在改革时期，中国关于农业和农村发展的话语中，新自由主义占到了霸权地位。一种不同的看法是，中国农业仍将以农民家庭经营而不是资本主义经营为主。它的理想前景既不是资本主义，也不是传统的集体化农业，而是一条通过市场化的农民合作组织来实现的发展道路，一如恰亚诺夫原来所设想的那样。本文的主要对手是古典马克思主义和新自由主义对“资本主义农业”的定义，即以个体化的农业雇工和大规模农业企业为主，而不是以家庭劳动力和农民家庭为主的生产方式。这个观点仍然具有巨大的影响。当然，并非所有的观点都和马克思、亚当·斯密或者恰亚诺夫的观点相一致。例如，有些学者提出了农业发展的“东亚模式”，将其视为一种结合了家庭农业和政府干预的特殊资本主义农业模式，认为其具体代表是日本、韩国和中国台湾地区（以下简称“日韩台”）。在他们看来，中国也符合这种模式。（晖峻众三，2011；张玉林，2011）但正如黄宗智所指出的那样（黄宗智，2010b：5-15），中国农业发展的历史更接近印度，而不是日韩台。从1720年开始，日本已经进入了人口增长缓慢的时期（HanleyandYamamura，1977），而且，在现代化要素投入开始被引入农业的1890年～1960年间，日本强劲的工业增长吸收了大量的劳动力，以至于这一阶段其农业人口数量基本保持不变。这与中国有很大的不同。至于韩国和中国台湾地区，它们都经历了20世纪60和70年代的“绿色革命”（主要是化肥、科学选种以及机械的应用，这些现代化要素投入在日本殖民统治时期就已经开始了），并由此跃入持续的工业化。而十分不同的是，在中国，现代化投入为农业带来的产出增长几乎都被人口的增加所蚕食掉。（下文将进一步讨论。）其后，在东亚模式的典范日本，农业人口缩减到总人口的10％以下。虽然家庭农业仍然持续着，但是以雇佣劳动为基础的资本主义农业大规模扩展，远远超过了中国。---本文来源于网络，仅供参考，勿照抄，如有侵权请联系删除---在人口压力以及农业负担问题上，中国其实更接近印度。而且，在20世纪50年代（现代化的要素投入即将被引入农业的前夜），中国和印度的人均GDP大致相同，比同期的日韩台要低得多。（黄宗智，2010b：5-15）因此，本文将主要讨论中印之间的比较，但也会对中国与所谓东亚模式之间的不同做一定的讨论。摆在我们面前的首先是一个经验的问题。在目前中国，基于雇佣劳动的资本主义农业到底有多大的规模？中国农业正在向着什么样的方向发展？我们如何理解和解释经验研究所得出的基本事实？二、数据在中国的改革“转型”期，毛时代的旧有修辞和新自由主义的实践与论述糅杂在一起，形成了一种独特的混合。旧有修辞中一切关于“阶级斗争”的话语都被清除出去（伴随着对“文革”的彻底否定），同时，新自由主义实践及其话语则被安置在“市场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