副中心模式能否根治“大城市病”?伴随着我国经济社会的转型发展，城市化特别是“大城市化”水平不断提高，由此也带来诸如人口膨胀、住房紧张、交通拥堵、环境污染、资源短缺等一系列问题。换言之，人们的生活质量借此得以改善，却也开始面临着“大城市病”的困扰。若让人们愉悦地享受城市发展所带来的好处，为“大城市病”开出一张对症的“药方”至关重要。近年来，加强“副中心”的规划建设被视为治理“大城市病”的有效途径之一，也有不少“副中心”应运而生，以期缓解城市扩容所带来的消极影响。然而，就目前现状而言，耗费心神的通勤、沦为“睡城”或“空城”的尴尬，也让“副中心”遇到了发展瓶颈。对此，我们不禁要问：“副中心”模式能否根治“大城市病”？如果能，又该遵循哪些规则？是“副中心”还是“卫星城”“我个人认为，大城市的‘副中心’与‘卫星城’应是不同的概念。两者在基本功能、区位选择、发展规律、存在问题等方面，都有明显的不同。”在复旦大学社会发展与公共政策学院教授王桂新看来，就“副中心”而言，即使加个“副”字，但它仍是大城市的一部分；相对于“市中心”或中央商务区而言，其具有分担“市中心”功能的辅助性作用；主要分布于“市中心”或中央商务区以外地区，但还未脱离中心城区。“卫星城”则不然。虽然其仍与中---本文来源于网络，仅供参考，勿照抄，如有侵权请联系删除---心城具有密切的关系，但它独立于中心城之外。不仅空间位置上脱离了中心城，分布在郊区，其规模也大于“副中心”，与一个中小城市相当，并具有中小城市的一些属性特征和自己一定的发展规律。上海在这方面就区分得比较好。如以中心城区为依托，规划了徐家汇、五角场、真如和花木4个“副中心”；在郊区则建设了松江、嘉定、青浦、南桥、金山、临港、城桥等7个“卫星城”，使其根据各自的区位，发挥不同的功能。“如果没有将城市的人口规模纳入考虑范畴，从一开始就不加区分地将新区与主城的距离拉开，忽视应先产生‘副中心’再产生‘卫星城’这一发展规律，那么，针对‘大城市病’治理的最终结果很可能与初衷背道而驰。”复旦大学经济学院教授陆铭认为，一座城市本着根治“大城市病”的初衷而构想新区规划时，一定要充分考量主城区的人口密度、交通状况、公共基础设施是否真的已达到饱和状态。在此基础上，方可确定新区到底是应规划成与主城连片的“副中心”，还是要建设为独立于主城之外的“卫星城”。运用好市场和政府“两只手”姑且不论基本概念使用是否精准，无论是规划“副中心”还是建设“卫星城”，最终目的都是希望“大城市病”能得以根治而非暂时缓解。华东师范大学中国现代城市研究中心教授孙斌栋告诉记者，倘若不顾自身的经济社会条件而盲目热衷于“副中心”或“卫---本文来源于网络，仅供参考，勿照抄，如有侵权请联系删除---星城”建设，到头来只会事倍功半。譬如有些二线城市当前的“大城市病”，其原因并不是人口密度和城市规模已达到饱和，而是城市基础设施建设和城市管理未跟上造成的。有学者提出，“副中心”或“卫星城”的规划实际上就是城市公共资源的重新配置。如果配置得好，对于根治“大城市病”不无裨益。王桂新认为，在此过程中，就要运用好市场和政府“两只手”。“鉴于市场在资源配置方面具有明显的效率优势，所以新区的规划和建设更应尊重市场规律。当然，如果出现市场失灵的情况，就需要政府的科学引导和调控。”陆铭对此表示赞同。他认为，“向‘副中心’或‘卫星城’进行产业疏散时，应遵循市场经济规律。其中，‘竞租’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概念。”举例来说，相较于金融业，IT产业就更适合布局在新区。因为它并不需要像金融业那样，每天必须频繁地跟各行各业的人打交道，疏散到新区，反而有利于节约劳动成本。政府在新区规划时真正要做的，是公共服务和基础设施配套建设，以确保人口的迁移能够与产业疏散同步进行。如此，方能使“大城市病”的治理落到实处。多举措推进职住平衡然而，就现阶段而言，明确基本概念只是“根治”的第一步，究其实质，就是要因地制宜，摸清楚规划的基础条件。除了摸清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