写给二十世纪中国文化的审判词——一个罪人对二十世纪中国文化的理性反思二十世纪中国文化已经由生动的过程变成历史学的研究对象了。对二十世纪中国文化的价值重估开始成为中国知识的焦点论题。在绝大多数等民间立场的批评的语言体系中，二十世纪中国文化是与下面的词汇联系在一起的：欠缺、罪责、失语、后殖民语境，等等。为二十世纪中国文化所举行的秘密葬礼正演变成公开的审判仪式，对于心怀焦虑、渴望、自卑的审判者来说，二十世纪中国文化绝不是令他们骄傲的存在，属于它的最大的文化功臣也由于它的欠缺而负有罪责。与此形成鲜明对比的是，愿意为二十世纪中国文化辩护的人寥寥无几。对二十世纪中国文化的审判正在成为二十一世纪中国文化的主流意识，因而对于二十纪中国文化的审判可以视为中国文化的自我审判，勇于自我审判是一种文化拥有未来的标志，所以，二十一世纪中国文化始于对二十世纪中国文化的审判是绝对的祥兆。我敢预言二十二世纪的中国知识分子将感谢这次审判，正如我们现在仍需感谢五·四时期新文化运动的开创者对于传统文化的审判一样。现在我们最需要做的工作乃是如何使这种审判更富有建设性，而不应让它停留在情绪化的否定层面上。作为这种努力的一部分，本文将以理性的态度追问：二十世纪中国文化缺什么。一、建构精神的夭折与建构能力的世纪性欠缺五·四运动以前的中国文化虽然也对外来文化进行了有限的综合，但从总体上是在孔子、孟子、老子等人创造的可能性空间中发展的。所谓中国文化在二千年里缺乏真正的革命，指正是这个意思。文化的可能性空间有其边界，但这边界对于终生停留在其内部的人来说是未知的。从这个角度看，鸦片战争以来西方文化对中国文化的冲击恰恰相反恰恰为中国知识分子提供了勘测传统文化边界的参照，---本文来源于网络，仅供参考，勿照抄，如有侵权请联系删除---中国知识分子正是通过西方文化产生了对中国文化的欠缺意识的。一种独立发展的文化在受到外来文化冲击时首先产生必然是同化对方的冲动和筹划，而当此冲动和筹划失败时，则会沿着下述两个路线对待它：（1）抗拒；（2）对话。在外强我弱的文化语境中，对外来文化的抗拒是不可能成功的：同情这种抗拒的人看到的是悲壮的失败，反对它的人则只是目睹了一场喜剧性的衰落，而抗拒者除了收获顽固者的绰号和失败者的耻辱外，至多只能将自己囚禁在对昔日辉煌的回忆中，以与主流文化隔绝为代价来安慰自己。因此，当时的大多数知识他子都于觉醒中意识到与外来文化的对话已不是权宜之计，而是生存的前提。与外来强势文化的对话有三种形态：（1）借鉴；（2）希望对方同化自己；（3）通过建立更强大和开放的本土文化来同化对方。由于五·四时期的西方外来文化是与个性、自由、民主、科学等解放性因素联系在一起的，所以，不少代表进步势力的中国知识分子实际上采取的是“希望对方同化自己”的对话方针。通过建立更强大和开放的本土文化来同化西方文化在当时未被提上议事日程，“拿来主义”成为主导性的文化策略。这为二十世纪中国文化建构能力的不足埋下了伏笔。我们在赞美鲁迅、陈独秀、李大钊等人的革命性时不应忘记：正因为他们在世纪初缺乏更高远的文化视野，二十世纪中国文化才从总全体上未摆脱殖民语境和后殖民语境。二十世纪初中国知识分子在文化策略上的另一个失误是。无论是激进的“希望对方同化自己”者，还是温和的借鉴论者，所奉行的都是文化工具主义。他们不把文化看作一种本体性存在，而仅仅视之为工具——社会改革的工具、救亡的工具、改造国民性的工具。这样，文化自身的本体论建构就被忽略了。二十世纪的中国知识分子作为整体缺乏为文化而文化的纯粹建构意识，文化工具主义的支配使他们的文化建构大都过于匆忙和粗糙，其成果自然也不如人意。二十世纪的中国文化从总体上讲缺乏世界性的大师，也没有真正超越了传统文化和西方文化的二分法的思想体系。即使是熊十力、金---本文来源于网络，仅供参考，勿照抄，如有侵权请联系删除---岳霖、冯友兰等进行了纯粹的体系性建构的文化大师，其思想也存在着致命的欠缺。本文将通过分析这种欠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