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怀宏：中国不易出现“追根究底”的思想家2014年01月30日14:46：chuansongme作者：李宗陶“中国人更表现出一种智慧而不是思想。这智慧在某种意义上是重述的智慧，重就是重复，许多东西是述而不作，或者以述为作，很不容易创立新的概念。”何怀宏不时站起身来走动。因为腰椎间盘突出，他已动过两次手术。有好几年，他只能躺着或趴着看书。这间书房——他“身体的延伸”，除了两扇门，墙面全被书架盖住。他有一头柔软的淡棕色头发，有些乱；他讲自己三四十年前事的时候，声音有点远；讲几百年前那些哲学家和他们的智性生活时却很近。沉迷在哈佛近百个图书馆里“我爷爷是个孤儿，被一个姓聂的磨剪刀老人收养，一生没念过书，租别人的田地种，苦了一辈子。但他打定主意要让我父亲读书，这影响到我奶奶。她拿纸引火，看到上面有字，就要问一下。我父亲读了4年书，写一手非常好的正楷，解放后被动员做了乡长，然后有了我们兄弟姐妹5个……这是很有意思的事：个人和家族的生命线，因为一个磨剪刀的好心人，从弱小慢慢又强大起来。我理解为坚韧。”何怀宏从小对书有出众的嗅觉。在江西清江县那个山清水秀的园艺场里，有不少下放干部，何怀宏能嗅到谁家可能有书，然后想方设法借来看。从《长征回忆录》、《红旗插上大门岛》之类的红色经典，到《安徒生童话》。即使一本破破烂烂的书，他也能看出一些独特的东西来。他曾在废品收购站等别人卖旧书，曾为借一本书走十几里路，也曾寻找一切机会帮当地图书管理员干活——他童年最大的理想就是长大当个图书管理员，因为“权力大，管那么多书”。“书很容易进入，随时都可以，不需要和人打交道，或客套。书是有邀请性的，有亲和力的，当你看进去了，就进入了跟日常生活不一样的另一个世界，有一些美的、神秘的东西。在那个饭都吃不饱的年代，书代表一种美和理想主义。”12岁小学毕业，“文革”开始，学工学农，再到搬运公司当工人，18岁去内蒙参军。在部队，他依旧在书本里寻找另一个世界。他至今记得那本《解放军画报》的封面：一个男孩穿着白衬衣、蓝短裤，挥舞着鲜花。“看起来很美，和平时看到的很不一样。”---本文来源于网络，仅供参考，勿照抄，如有侵权请联系删除---有一年他到矿山看朋友，朋友是老师，教几个学生拉小提琴。那晚没有灯，黑暗的矿山传出小声的、悠扬的琴声。“我觉得很陶醉，它的力量很大。”1973年，何怀宏被调到部队理论调研队，1979年转到上海空军政治学校，每天强化式学习英语5－6个小时。1982年7月，他一月啃完英文版《存在与虚无》，当时一本书只能借一个月。1984年他自学了拉丁语；1985年，法语；1986年，德语。1993－1994年，他在哈佛大学近百个图书馆里长时间逗留。从中国青年政治学院到哈佛到中国文化研究所，最后落在北京大学哲学系，何怀宏教书已近10年。他说自己的人生哲学介于儒道之间，有一点超脱逍遥，不会太执着。他不爱某些美食比如螃蟹、火锅，因为复杂费时。他喜欢发呆、走路，住在密云水库边时每天快走30公里。这个世纪不如上个世纪精彩李宗陶：您的博士论文是关于契约伦理和社会正义，您对卢梭的《社会契约论》怎么看？何怀宏：《社会契约论》当然是很伟大的、充满思想力的著作。李宗陶：但是后世有学者提出质疑：请拿出证据来，当初谁跟社会签了那一纸契约？何怀宏：我觉得这个不是要害。思想论证不一定要事实上存在，哲学著作不是历史著作。《社会契约论》不是从历史出发，而是从理念出发，它的要害，可能最难琢磨的是“公意”的概念：一个人把自己所有的权利交出来，然后产生一个融合了所有意志的“公意”，这当然是很理想的，倒真的是集权主义。卢梭的问题在于他是一个浪漫的理想主义者，包括他对“平等”的一些想象。当然他自己可以不负其责，因为思想家和行动者是不一样的。李宗陶：您的哲学研究历程是怎样的？何怀宏：我最早接触的是存在主义。当时的问题是生命和自由，萨特等人的著作对我们刺激很大，因为是要解除一些切身的焦虑。接着关注社会与政体问题……当然其中有些问题本身可能就是无解的，继续往前走的话，有可能会激化；但有些问题是可以考虑的，有可能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