哈尔滨师专学报2000年第3期抗战时期苏联文学思想的强化和中国化杨春时I0-02A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期间,中国文学思想发生了深刻变化,这就是3”年代前期确立的苏联文学思想借助革命战争形势而得以强化和普遍化,同时也被中国化了,形成毛泽东文艺思想。这意味着苏联文学理论演变为中国新传统文学理论,并扎下了根子,它主导了中国文学思想界达数十年之久。苏联文学思想自2”年代后期传入,3”年代前期成为主潮。但是,它只是被左翼文学家、批评家服膺、提倡,并未被文学界普遍接受;它也没有真正转化为文学实践,而只是一种声势浩大的宣传运动。其原因有二:一是当时中国并未产生普遍的革命形势,共产党领导的革命已经转入低潮,因而革命文学理论缺乏社会基础;二是苏联文学理论与中国传统文学思想间存在着很大差异,它没有中国化,很难为中国文学传统所完全容纳。但是,上述情况在抗日战争爆发后有了根本的改变。抗战造成了普遍的民族革命形势,从而使苏联革命文学理论合法化,被普遍接受;同时,由于民族主义的高涨,以及革命文学理论与中国实际相结合,使苏联文学理论中国化,形成了与传统文学理论相沟通的新传统文学理论。抗战八年,只间歇不到两年就又开始了三年解放战争,长达十多年的战争形势对中国文学思想的影响是严重的,这种影响在建国后仍持续了二十多年。苏联文学理论的强化与普遍化,首先体现于政治功利主义的文学观的强化和普遍化。全民抗战,整个民族都动员起来,造成了普遍的革命形势。虽然它不同于十年内战的阶级革命,但仍然是反帝旗帜下的”民族革命战争”,它使整个社会生活都高度政治化了,因而必然导致文学与文学思想的高度意识形态化。在爱国主义、民族主义旗帜下的抗战文学,更容易为全民族所接受,更具有普遍性与合法性。这就是说,苏联文学理论在抗战期间有了广泛的社会基础,文学的意识形态化和政治功利主义的文学观得到空前的加强。早在193》年,面临着即将到来的全民抗战的新形势,发生了关于。国防文学。与。民族革命战争的大众文学。两个口号的论争。左联解散以后,需要一个新口号来代替“无产阶级革命文学”口号。而鲁迅、胡风等则提出了。民族革命战争的大众文学。口号。这样,围绕着这两个口号就发生了争论。事实上,这两个口号并无实质区别,双方只存在着策略上的分歧。周扬对“国防文学”作了这样的解释：“国防文学运动就是要号召各种阶层、各种派别的作家都站在民族的统一战线上,为制作与民族革命有关的艺术作品而共同努力。国防的主题应当成为汉奸以外的一切作家的作品之最中心的主题。”[1]鲁迅也对”民族革命战争的大众文学”作了说明：“民族革命战争的大众文学,是无产阶级革命文学的发展,是无产阶级革命文学在现在时候的真实的更广大的内容。”[2]从双方对各自口号所作的说明看,思想倾向性是一致的,即都强调文学的民族革命内容、服务于抗战的政治功利性,并且不讳言与“无产阶级革命文学”的承续关系,只不过鲁迅一方说得更为明确,而周扬一方说得较为笼统。最后,这场论争经中共---本文来源于网络，仅供参考，勿照抄，如有侵权请联系删除---的调解中止,并没有得出明确的结果。其实,重要的不是两个口号的分歧,而是它们的共同倾向;不在于谁是谁非,而在于这场论争的性质。这两个口号的共同倾向是强调文学的政治功利性,这场论争的性质也在于肯定了意识形态化的文学观。值得注意的是,在两个口号之争中,并没有出现坚持文学独立、主张文学超功利性的第三种意见。这说明,在民族革命战争形势下,自由主义文学思想已经失去战斗力,文学政治功利化倾向已成不可抗拒之势。抗战爆发后,文学政治功利化进一步加强,一切服从抗战,一切为了抗战,文学不能例外,而且首当其冲。文学成为动员群众参加抗战的宣传武器,这一事实被文学思想界普遍认同。在1938年1月《七月》社召集的小型座谈会上,冯乃超认为:文艺必须表现抗战,”因为抗战以后,商业的文学关系,或者说文学的商业关系,相当地被打破……纯粹消遣性的文学衰落了,离开了抗战生活的文学没有存在的余地。”[3]他的观点代表了与会者的普遍思想。同年《自由中国》杂志社兴办的座谈(笔谈)也表达了同样的思想。夏衍写道：“抗战以来,‘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