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国之忧：中国的粮食问题[1]李成贵内容摘要：粮食问题在中国政府决策中占有重要位置，也是一个社会各界广泛关注的问题。计划经济体制时期，中国曾经发生了导致大量死亡的严重饥荒。改革以来，中国尽管在一个人口超过非洲和拉丁美洲的国家养活了自己的人民，但是，始终没有走出粮食问题的困扰。粮食生产的“多了砍，少了赶”，粮食流通的低效率和体制改革的曲折反复，以及对粮食国际贸易认识的偏差等，使得中国在粮食问题上付出了极大的努力。本文对诸如此类的问题进行了分析，并在作者长期研究的基础上提出了若干政策建议。李成贵，1966年9月生，中国社会科学院农村发展研究所研究员。粮食问题在中国是一个朝野都高度关注的问题，它经常造成头版的新闻，牵动各方的神经。诸如粮食的生产能力、粮食流通体制以及粮食安全等问题，在政府决策中都占有重要的位置。为了解决粮食问题，几代人为之付出了不懈的努力，然而，不能不说这种努力似乎是没有尽头的。今天，粮食问题仍然是困扰中国的一大难题。一、食为政首——关注粮食安全中国历朝历代政府都把粮食安全问题放在首位，视仓廪盈实为盛世景象。汉武帝时的“太仓之粟陈陈相因”曾被史家多次称颂。白居易《忆昔》中描写的“稻米流脂粟米白，公私仓廪俱丰实”，也是一番美妙的景象。然而，就像另两部文学作品刘恒的《狗日的粮食》和叶圣陶的《多收了三五斗》所描述的那样，粮食少了固然可怕，可以把一个顽强的农妇彻底击倒；粮食多了同样会带来灾难的结果，让那些“旧毡帽”们痛不欲生。在过去的十年，我国先是被布朗《谁来养活中国？》令人心悸的问题所惊动，于是提价，省长负责，“大办粮食”，随之粮食增加很快，公私仓廪俱丰实了，结果是粮价下跌谷贱伤农，财政也不堪重负，于是开始结构调整，而且是战略性的，还大面积退耕还林；然而，就在“遭三个灾年粮食也够吃”的说法犹在耳边之际，市场上却传来了供应短缺粮价大涨的消息，政府部门闻风而动，又开始了新一轮的力度更大的“大办粮食”。13亿人在吃饭问题上，就是这样“多了砍，少了赶”，循环往复，多也忧之，少也忧之，多少皆忧之。（一）曾经的饥荒回顾我国的粮食安全问题，我们不能不提到发生在上世纪50年代末、60年代初那场罕见的饥荒。尽管目前粮食安全背景已经发生了巨大的变化，我们不能让关于饥荒的痛苦记忆干扰对粮食安全的理性认识和政策选择，但历史毕竟不能忘却的，何况是如此重大的事件。这次饥荒的真实情况是神秘的，要揭开这层面纱，目前仍然没有足够的材料。但从一---本文来源于网络，仅供参考，勿照抄，如有侵权请联系删除---些零星片段的材料，仍可窥其大概。统计资料显示，1959—1961年间，中国的农业发生了异乎寻常的衰退，农业经济各项指标全面呈负增长并大幅度下降。由于农业生产的急剧衰退，1960年全国人均占有粮食由1957年的306公斤下降到215公斤，减少了29.7%；棉花由2.6公斤下降为1.6公斤，减少38.5%；油料由6.6公斤下降为2.75公斤，减少56.1%.[2]这一年的5月和9月，中共中央先后决定减少了对城乡人民粮食、棉布和食油等的供应定量。1960年比1957年，全国人均消费粮食由203公斤下降到163.5公斤，食油由2.4公斤下降到1.85公斤，猪肉由5.1公斤下降到1.55公斤。当然，城乡之间的基数和下降幅度差别很大，农村的粮荒和紧张程度要比城市严重得多。由于口粮和副食品严重不足，人们在寻找几乎是一切可食之物。1960年7月9日《人民日报》发表了题为《大种瓜菜》的社论，号召大种瓜菜、大晒干菜、大腌咸菜。11月14日，中共中央发出紧急指示，决定立即开展大规模的采集和制造“代食品”运动，并根据中国科学院的建议，推荐了若干种今天看来至多是粗饲料的东西（通称“瓜菜代”），以克服困难，度过饥荒。12月21日，又发出《关于保证学生、教师身体健康的紧急通知》，要求办好学校的伙食，进一步减少工作、学习、劳动的份量，增加一些睡眠和休息时间，不搞运动量大的体育活动。学校一直是我国粮食供应工作中必保的地方，当时学校的处境尚且如此，一般居民的遭遇就更可想而知了。这样艰难的处境，对今天追求味美和营养的人们而言，无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