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代中国农民维权组织的发育与成长——基于衡阳农民协会的实证研究于建嵘内容提要：在当今的中国农村，客观上存在着许多“农民利益代言人”及他们发起建立的各种形式的农民维权抗争组织；这些农民维权抗争组织的出现，表明了在国家对政治资源的垄断与控制的情况下，因农民谈判机制缺乏而产生的对“组织性力量”的需要但由于这些农民维权组织大都还处在自组织的非正式阶段，其活动方式和控制能力均存在问题；要解决这些问题，需要执政者、农民及全社会的共同努力。关键词：维权组织代表队伍网络联盟农民协会对当代中国农民维权组织进行深入研究，具有十分的政治敏感和学术挑战性。其政治敏感在于执政者及主流意识对“农民维权组织”具有高度的警惕,且基本上持否定态度而将其视为影响社会稳定的重要因素；而学术挑战性则在于中国学界多将其视为研究的禁区而不敢涉及，鲜有真正的理论研究成果,没有形成基本的学术语境和逻辑。正是由于存在这种政治和学术的双重风险，我们在进行此项研究时，就应更多地关注农民维权抗争活动的经验事实。本文试图通过对湖南省衡阳县农民维权抗争活动组织的发生和发展过程的描述，以突破现有政治理论的局限来构建农民维权抗争活动中动员网络的本来涵义。一、代表队伍：农民维权活动的组织化过程到目前为止，衡阳县农村的维权精英们没有在任何时间、任何地方以任何方式向我表明过他们有共同的“组织”的存在。虽然，他们已就筹建全县农民协会向县有关部门提出了正式申请，但他们坚决否认有过抗争组织。他们反复强调的是，他们只是“减负代表”或“上访代表”，代表们“集合”在一起也只能称为“代表队伍”，而不是“组织”，更不是“非法组织”。这其中，以彭荣俊的实践和表述最为典型。（1998年7月，得到中央减负文件后），我就找了13个有社会经验的、名声比较好的，历史清白的同时愿意为农民讲话的村民，到盐田街上一个店铺里开会。开会时，我说，我们团结起来的目的就是要减轻农民负担反对贪官污吏。为减少不必要的麻烦，不让人家说我们是非法组织，不成立具体组织，不设负责人，只设减负代表。我们内部的分工是这样的，水平能力强的人到各村各组、从各个渠道去收集材料，收集以后一个村有一个数目标准，然后就联袂起草。因为基层村组干部中有好的一部分，有坏的一部分，好的就搞一些材料给你。分工是作了三大块：第一要有个牵头人，责任协调。在盐田我就是这个牵头人，因为我在外面找到了文件，我得到这个文件才能牵起这个头。第二就是安排联系人员。当时是安排一个姓林的，他联系了一个在七几年在村里当过干部的老党员，社会经验也比较丰富。姓林的联系好后就告诉我，通过跟这个人的接触看这个人对中央文件的认识，我就安排他搞宣传工作。第三块就是准备材料，准备好派人到省里去反映。我们每天都在盐田街上的一个店里开会。会议是保密的，连自己家里人都不准告诉。我们上访的形式是运用政策和开会，但是不选任何负责人，因为，叫组织就会被称为反动组织，我们只能称作队伍，我们是采用上访代表的形式。所以不成立组织，不取组织名称，也不选头目，但大家心里也都清楚是谁组织的。我们是种这样的观念，我们既不是党员，也不是村一级或组一级的负责人。负责人和头目都必须有组织的观念，我们没有---本文来源于网络，仅供参考，勿照抄，如有侵权请联系删除---（这样的）观念。我们的观念就是以党中央为核心，从群众利益的角度出发，以这种观念组织起来的。在许多场合，彭荣俊都向我表述过与上面基本上相同的意思。对彭荣俊所进行的这些表述，可以根据不同的目的建立不同的解读文本。但他的核心意思则是明确的：因为他们没有正式的组织名称，没有设立具体的职务和负责人，其目的只是为了减轻农民负担所以他们不是“非法组织”，他们是由各减负代表自愿组成的“代表队伍”。我敢肯定，任何一位政治学家都会为彭荣俊这样的中国农民所具有的政治智慧感到惊叹。我就曾对彭荣俊使用“代表队伍”来称谓“上访代表”的“集合体”拍案叫绝。因为，在现代汉语中，“组织”不仅仅是一种“安排分散的人或事物使之具有一定的系统性或整体性...